卞靖：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大家好，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之所以再次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为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8次提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词，进一步强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2018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地位，这是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从重要标尺看，“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从产业发展看，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从经济结构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从制度建设看，有效制度供给进一步增加。

　　（一）从重要标尺看，“三去一降一补”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三去一降一补”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尺。

　　1.去产能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早开始实施的一项任务，重点是煤炭和钢铁行业，也包括淘汰水泥、平板玻璃等落后产能。根据国务院于2016年2月4日、5日先后下发的《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及《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提出“从2016年开始，在近年来淘汰落后钢铁产能的基础上，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用3至5年的时间，煤炭行业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五年来退出钢铁产能1.7亿吨以上、煤炭产能8亿吨，2018年再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这样看，2018年压减钢铁产能3000万吨左右，加上之前的退出钢铁产能1.7亿吨，相当于完成去钢铁产能2亿吨，已经超出“十三五”期间预期目标1亿－1.5亿吨，超额完成了任务。2018年退出煤炭产能1.5亿吨左右，加上之前的去煤炭产能8亿吨，就是9.5亿吨，这离压减煤炭产能10亿吨的目标已经很接近了。这是从指标情况来看的。

　　去产能随之会带来职工安置的问题。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五年来“中央财政安排1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予以支持，用于分流职工安置”。2016年，财政部正式印发《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从化解产能任务量、需安置职工人数和困难程度进行奖补。从目前情况看，五年来共安置分流职工110多万人，这说明专项奖补资金起到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去产能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员下岗或者失业的问题，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保持了同步，这是非常难得的。

　　在去产能方式上，我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坚决淘汰无效低端产能，严控新增产能，加大环保执法力度，这些对去产能起到了明显的效果。通过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化、法治化手段，也使得去产能更有针对性，更有效果。

　　2.去库存

　　在去库存方面，我们提出了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从整体效果看，取得的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7年，我国楼市经历了限购、限贷、限价、限售、购租并举、租购同权等一系列调控政策，在长效机制和短期调控的双重作用下，热点城市楼市明显降温，房价逐步回归理性。可以看到，2017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并没有上涨太多，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进度还是比较快的。据测算，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价格同比涨幅均连续15个月回落。2017年12月，70个大中城市中15个热点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环比价格均在平稳区间内变动。2017年，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从2016年底的6.95亿平方米下降到5.89亿平方米，下降15.3%，其中住宅待售面积下降25.1%，总体库存量创近3年新低。这也是去库存取得明显成效的证明。

　　3.去杠杆

　　去杠杆涉及到金融稳定，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事。近些年，我们坚持积极稳妥地去杠杆，控制债务规模，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连续下降。2017年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5%，比2016年下降0.6个百分点；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6.3%，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我们整体负债率是从不断攀升到稳定再到逐渐下降的，这是一个慢变量，因为债务不能一下子突变，如果债务突然突变，企业也会受不了，金融有一定的弹性，现在企业负债率的下降态势已经显现出来了。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截至2016年末，我国总体杠杆率为257%；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我国总体杠杆率为257.8%。由此可见，我国总体杠杆率上浮幅度明显降低，已经趋于平稳。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宏观杠杆率涨幅明显收窄、总体趋于稳定”。去杠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中长期重要任务，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三大攻坚战其中之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而重大风险主要就是金融风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4.降成本

　　近些年为了振兴实体经济发展，开展了多重举措来降低成本。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五年来“多措并举降成本，压减政府性基金项目30%，削减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60%以上”。此外，对于城市公用事业附加和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地方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等各种基金，采取的措施是能取消的就取消，能减免的就减免，能停征或者减征的就停征或者减征，这些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效果。

　　从税收来看，营改增五年减税超过2万亿元，2016年减税降费6200亿，融资成本减少1400亿，通过降低养老、失业保险缴费率来降低人工成本1000亿，下调铁路运费、取消二级公路收费、农产品“绿色通道”等物流成本400亿。

　　关于网络提速降费，2017年10月1日起，我国取消了手机国内长途和漫游费。

　　总体来看，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92元，比2016年下降0.6元（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1]。由此可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是不断下降的，并且下降幅度还可以，这是比较难得的。

　　5.补短板

　　关于补短板，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一句话：“突出重点加大补短板力度”。这句话看似简单，但其中包含着很多内容。补短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它包括民生短板、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治理短板、监管短板、环境短板等各个方面。近些年，我们通过积极运用PPP操作、促进民间投资等政策措施，加大创新驱动、基础设施、脱贫攻坚、城乡统筹发展、民生建设、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投入力度，取得了很好的整体效果。公共服务不仅总量在提升，其质量也在提升。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公共服务也是如此。比如，现在择校难、看病难、养老难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是总量的问题，而是结构的问题——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地区或者少数部分。

　　近些年，我们十分重视环境问题。2017年北京大气质量总体上好了很多，这是超出预期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巩固蓝天保卫战成果”，“深入推进水、土壤污染防治”。“污染防治”也是三大攻坚战之一，另外两大攻坚战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精准脱贫”。实际上，这三大攻坚战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切相关。

　　关于食品药品安全，在《小康》杂志进行的民意调查中，食品安全连续五年位居中国最让人担忧的十大安全问题之首。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补充各个方面的短板，包括“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从各个重要标志看，“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这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明显体现。

　　（二）从产业发展看，新旧发展动能接续转换

　　1.确保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稳中向好

　　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也出现了从上往下连续放缓的态势。2009年我国GDP增长9.4%，2010年是10.6%，达到峰值。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逐渐下降，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9.2%，2012年经济增长是7.7%，2016年经济增长是6.7%，2017年经济增长是6.9%。从2011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下降态势，到2017年又开始重新恢复，这是从经济发展态势来看的。

　　从总量规模看，201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54万亿元，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2.7万亿元，首次突破80万亿元。从增加量来看，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万亿元）比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74.36万亿元）增长8.35万亿元。8.35万亿元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2016年澳大利亚GDP的总量，而2016年澳大利亚在世界GDP排名中位于第13位。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五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4%提高到15%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这个贡献率已经很高了。

　　2017年国内生产总值82.7万亿元是什么概念？82.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成美元就是12.2万亿美元。2017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19.36万亿美元。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迈入“10万亿美元俱乐部”的国家。世界GDP排名中排在第三位的是日本，它的GDP总量是4.9万亿美元。由此可见，我国在GDP总量上已经远超日本了。

　　2.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五年来，深入开展“互联网+”行动，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广泛应用，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产业深刻重塑。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大工程，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出台现代服务业改革发展举措，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促进了各行业融合升级。服务业比重从45.3%上升到51.6%，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有两个数据需要我们注意：2011年，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占比快速上升至35.7%，真正成为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2013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了工业，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最主要的支撑从工业转向了服务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从对工业阶段性变化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都经历过工业化占主体的过程，这些国家的工业占GDP比重峰值都在40%左右：英国是42.1%，美国是40%，德国是48.09%，日本是43.53%，韩国是42.62%。将1990年各国人均GDP折合成美元来看，英国是10767美元，美国是9561美元，德国是11225美元，日本是9714美元，韩国是9446美元，都在1万美元左右。从我国当前情况看，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在农业方面，提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经营主体大批涌现，种植业适度规模经营比重从30%提升到40%以上。此外，我国还开展了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此前只有产业之间有互动，现在随着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时候产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融合发展对于农业来说是一件好事。当然，我们在农业方面也做了很多改革，比如目标价格、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新机制，还有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等农业“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七大国家战略之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还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六大任务之一；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这也是把乡村振兴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整体来看，近些年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实现了快速发展，服务业在蓬勃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不断深化。从种植结构调整来看，2016年全国籽粒玉米种植面积调减3000多万亩，2017年全国调减玉米种植面积2000万亩。从面源污染防治来看，到2020年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要达到75%以上，这与环境保护是密切相关的。

　　（三）从经济结构看，经济增长模式发生变化

　　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过去我国是高投资、高出口、高加工这样一个模式，现在更多的是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过去所谓的“两头在外”，一头是大量进口原材料从我国加工，加工以后又大量出口，所以是“大进大出”的模式，我们挣的是加工费。现在是由数量型转换成质量型，质量提升了，就开始培育内部的消费型社会，这是很大的转变。五年来，消费贡献率由54.9%提高到58.8%。由于大量地对港口、机场、公路、铁路和电子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互联网现在正快速地向消费领域扩张，同时降低了成本，加快了运送速度。五年来，高速铁路运营里程从9000多公里增加到2万5千公里、占世界三分之二。能把高铁做成、做大的国家不多，我国国土面积大、基础设施好，科技又有自主权，所以我国高铁发展得非常好，并且还带动了高铁经济的发展。五年来，我国城镇化率从52.6%提高到58.5%，8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因此，从人、基础设施、技术、发展模式、投资来看，特别是投资，以前是基础设施投资、大规模投资，现在逐步向民生、高加工方面投资，所以说消费型社会正在逐步形成。

　　2017年“双11”，天猫最终交易额为1682亿元，完成8.2亿物流订单，每秒差不多82.5万笔交易。这也说明我国互联网发展速度非常快，物流体系也已经建成。电影票房是典型的消费型社会的指标体系。2017年，我国电影年度总票房是559亿元，全球排行第二，仅次于北美（750亿元），比15年前翻了60倍。截至2016年12月20日，中国内地银幕数已达到40917块，超过美国的40759块，成为全球银幕数最多的国家，2017年中国内地银幕总数已达到50776块。2017年观影人次达到了16.2亿次，基本上是每人看一遍还多一些。2018年春节档期内（2月15至21日），全国电影市场总票房为57.32亿元，相较于去年同期的34.28亿元，同比增长67.19%，其中总观影人次14419.42万，同比增长59.17%。怎么才能成为消费型社会呢？一是有钱，二是有闲，三是有心情。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实现的，首先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人民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一句话：“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我们现在终于做到了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现在效果逐步显现了。投资型社会的经济增长不是特别稳定，因为每年要不断投入，这种投入不仅是对国内，还包括对国外，既然要投入到国外，就会受到外部市场的影响——原材料的进口、商品的出口都要受到外部影响。消费型社会就是一个稳定的社会，因为人们形成的消费模式、消费习惯大体上都是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经济也会越来越稳、越来越有弹性、越来越可持续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慢变量，它不像需求侧管理是立刻见效的。实际上经过近几年的改革，确实是实现了“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这也是很提气的话。

　　（四）从制度建设看，有效的制度供给进一步增加

　　供给包括三个层面：要素、主体、制度。近几年，我们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微观管理、直接干预，注重加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五年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大幅减少。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缩减80%，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缩减50%以上。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市场活力明显增强，群众办事更加便利。这些都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制度保障、制度供给，正是有了五年来的不断改革，才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加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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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思想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

　　从国家提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今，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中。

　　（一）从政策层面看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了《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首先，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这讲的是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的不同。

　　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同时，此次会议还提出2017年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任务：一是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二是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

　　这些论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描述。我们不要总是看西方经济学，而是要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给和需求既对立又统一。供给决定着需求的对象、方式、结构和水平，是满足需求的前提和基础；而需求又反过来引导供给、为供给创造动力，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生产的目的就在于消费，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现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们的需求在不断升级，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说，我们必须调整原来的供给，以满足人们现在的需求。

　　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减法和加法的关系、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四大关系。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还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报告还提出，“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坚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特别是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就是鼓励我们回归实体，真正依靠实体，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三个转变——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这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深化。同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要干什么？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破除无效供给；“立”，就是培育新动能；“降”，就是降低实际经济成本。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六项任务：发展壮大新动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继续破除无效供给、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负、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

　　从2015年我国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我们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识是从政策和脉络上不断深化的：从概念的提出，到论述和西方的不同，再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主攻方向、根本途径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其内涵的不断拓展，这是一个过程。

　　（二）从理论层面看

　　1.供给的三个层面

　　供给的三个层面是要素、主体、制度。从要素层面来看，要做好要素的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从主体层面来看，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从制度层面来看，要做好制度设计，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2.供给侧和需求侧框架分析的三个区别

　　其一，作为GDP的一部分，需求侧的消费、投资、净出口等对GDP增长贡献直接表现在当期，带有直接性；供给侧的劳动、资本、技术、资源等对GDP增长贡献并不表现在当期，而是表现在下一阶段，带有后起性。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个慢变量。以前传统的“三驾马车”是对当年的调控，对于短期变量非常见效，比如说投资一些钱，立刻就可以拉动GDP增长，但是它改变不了发展模式，要想实现从投资型向消费型模式的转变，就需要从要素层面、主体层面到制度层面的全方位改变，实现经济的总体变化。

　　其二，在需求侧中，消费、投资、净出口本身就是GDP的组成部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会直接影响各类需求，从而直接影响经济总量。而在供给侧中，资本、劳动、技术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是经济活动的投入项，政策工具对生产要素的数量、结构、质量以及活动方式直接影响产出结构。

　　其三，需求侧中的投资和供给侧中的投资虽然在统计报表上都表现为资金投入，但有本质区别。需求侧中的投资作为当期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是公共投资，也可以是生产投资。供给侧中的投资必须是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紧密相关的投资，比如基础设施服务、技能培训、水电、路、气、网等。

　　3.我国实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五个不同

　　其一，理论基础不同。我国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借鉴吸收其他经济理论精华，结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提出的理论创新。

　　其二，供求环境不同。西方当时的供求环境是滞涨状态，我国现在的供求环境，包括整体的消费率、投资等各个方面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

　　其三，制度环境不同。我国还处于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其四，政策手段不同。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宏观调控，而我国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微观政策和微观管理，是可以宏观、中观、微观同时做到的。

　　其五，动力机制不同。我国要以体制改革为途径增加有效供给。

　　4.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主要任务的不断拓展

　　此前，很多人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等同于“三去一降一补”，后来发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要做好“三去一降一补”，还包括很多方面：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防范各种风险；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水利、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培育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等新增长点、新动能；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近几年，我们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外延以及主要任务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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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成功经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取得显著成效，除了我们从思想上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外，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很多好模式、总结出的很多好经验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客观规律

　　做事要想成功，首先得符合规律，要按照规律办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为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就取得重大成绩，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客观规律。

　　其一，政治经济学中提到了社会再生产，社会再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经济持续稳定发展需要这两大部类在比例和结构上保持均衡且互相满足。从理论上看，我国钢铁、水泥、煤炭等第Ⅰ部类产品存在需求比例失衡的问题，为此我们一方面从第Ⅰ部类入手，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手段，减少无效供给，另一方面从第Ⅱ部类入手，通过降成本、补短板、提升产品质量等方式，积极挖掘消费潜力。

　　其二，顺应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人们的需求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美好生活需要，因此供给侧也要进行相应调整，要从生存型、数量型的供给模式向更高层次的享受型、质量型转变。

　　其三，顺应了比较优势变化的规律。各个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都会有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但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的逐渐上升，这些红利也会逐步消失，此时就要寻求新增长点、新动能，实现经济的再增长、再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而形成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二）思想上形成统一，行动上坚决落实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经提出，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热议和积极响应。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是不断丰富的，其理论也是不断深化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全面部署，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央层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有序部署，全国各省也通过常委会、常务会、中心组学习等形式举行各种专题辅导班、培训班，让广大领导干部能够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全党上下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主线。在推进过程中，中央和地方之间、各部门之间工作的协同性、整体性进一步增强。在落实过程中，中央先后围绕“三去一降一补”工作发文指导，明确各地年度任务目标，并多次就相关工作在全国开展专项督查。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精神制定本地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的分工方案，细化工作目标、牵头部门、责任单位、进度安排，建立监督考核机制和问责机制，形成许多好的地方经验，从而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推进中能够落实到位。

　　（三）有效发挥了市场和政府在经济调节中的积极作用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发挥着积极作用。要协调好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关系，是比较不容易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四大关系中就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更多地使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来落实各项任务，比如专项奖励资金，就是根据任务的完成情况、困难情况、职工安置数量来分类分区施策的手段。这既保证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又发挥了政府的积极性，整体效果非常好。另一方面，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高等问题并不完全是因为市场作用而形成的，前期刺激政策也形成了一部分产能和库存，这些产能和库存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是难以实现市场出清的，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也体现了担当和责任意识，进行了自我改革。这也是我国可以保持长期稳定增长、而西方国家难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政府的调控能力很强，而且还能主动化解各种风险，避免了西方那种周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体现。

　　（四）高度重视和提前防范各种风险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任务，虽然有利于推进中长期经济增长，但是在短期内可能会加剧经济顺周期紧缩，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同时还可能造成企业债务违约、银行资产质量恶化、职工下岗等一系列问题。面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这些经济社会风险，中央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初就高度重视，对出现的各种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及时跟踪研判，提前谋划，对可能形成的各种风险建立预警和应对机制。我们主动作为、及早出击，这是非常好的方式。比如，一些地区在去产能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职工的安置问题，中央在做好社会托底工作的同时，安排专项奖补资金，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主动作为，积极探索各种形式的人员安置和再就业模式，形成了众多效果好、易操作、可借鉴的成功经验，有效化解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又比如，中央明确提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同时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再比如，在去杠杆过程中，中央政府把握住了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地方政府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了分类分区分级风险预警，从而有效控制和化解了风险。

　　整体来看，我国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会发生的风险进行了较好的控制，这是非常难得的。有研究显示，在经济收入增长过程中，最开始的低收入增长因为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人们处于总体增加红利的过程中；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逐步迈进的过程中，除了经济风险还有一些其他风险，这时就要保证社会稳定，保证不发生各种风险，有些拉美国家已经迈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结果没两年又出来了，一个是因为他们的产业结构不行，再一个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做好防控风险。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得是比较好的，特别是中央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了三大攻坚战之一。

　　（五）更加重视新动能的培育工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减少低端和无效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补短板、惠民生工作，一方面着力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互联网＋”模式进一步发展，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民企的发展空间加大，市场公平竞争环境进一步培育。此外，围绕消费升级的方向、供给侧的短板、社会发展瓶颈制约等问题，我们进行了大力度改革，保证了经济增长降速不失速。可以说，我国在2017年6.9%的经济增长与前些年6.9%的经济增长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经济增速是一样的，但从质量、动能等方面来看却是不同的。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成功也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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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方向

　　（一）要素层面：各种要素尚未实现自由流动平等交换

　　在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中，商品市场的要素化进程明显要快于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要素市场被各种行业部门和行政辖区所限制，不能自由流动，同时市场竞争不充分，造成土地、劳动力、科技等要素严重短缺与大量闲置并存。比如，求职难与招工难并存的问题。一方面是企业面临招工难，特别是春节过后容易出现招工难现象；另一方面是求职人员面临求职难，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795万人，同时还有农民工、化解过剩产能带来的分流下岗者。这是区域、行业、结构上的错位问题。大学生既不愿意当技工，又不愿意到中西部发展，他们都愿意集中在大城市、核心城市。从行业来看，很多求职人员都愿意进入高收入行业，特别是虚拟经济中，这就是结构错配的问题。如何通过市场把这些问题调控好？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再比如，中国论文发表数量世界第一，但论文被引用数量仅为全球第四。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从量的层面逐步向质的层面转变。

　　（二）主体层面：市场主体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

　　以农业为例。一是农业市场主体总量不足。2016年，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280万个，虽然增长较快，但与全国8700多万户的市场主体相比，占比仅约3%，农业市场主体总量仍显不足。二是农业市场主体规模较小，竞争力不强。2016年，进入农民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比重不足45%，许多合作社运行不规范，组织管理较为混乱。并且，在全国179万家合作社中，实施标准化生产和通过“三品一标”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比重分别不到5%和3%，总体质量有待提高。一些合作社的带动引领能力不强的问题还较为突出。此外，农业市场主体结构不合理，社会化服务组织明显不足，提供生产、加工、销售相关服务的社会化组织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市场主体了解行情、对接市场、搭建平台的能力总体较弱。所以说，市场主体活力还需要进一步发挥。

　　（三）制度层面：体制机制需要更加灵活

　　一些政府机构的职能设置不够科学，职责缺位和效能不高问题依然存在。因此，结构改革、结构调整是难以避免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破除要素市场化配置障碍。首先是要明确产权和权益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除了要明确产权和明确权益、进行市场化配套外，还要降低各种交易成本，特别是降低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对于不断出现网络贷款平台、融资平台，我们一方面要使其规范化、合理化，另一方面要把各种信息、体制、信用建好用好，从而降低各种成本。实际上一些风险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信息的不对称，如果能把信息平台建立好，把信用体系完善起来，很多事情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此外还要做好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人员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我国社保还没有完全统一，今后各种配套设施能不能做得更好，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开展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推进国企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从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体制机制需更加灵活高效。首先，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重点是照后减证，各类证能减尽减、能合则合，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使更多事项在网上办理。其次，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监管主要有两部分：一个是经济性监管，另一个是社会性监管。不仅要加强经济性监管，经济性监管主要是防止垄断欺诈行为，更重要的是加强社会性监管，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都是需要监管的方面。要进行事先监管，把出问题的概率放小，不发生事情才是最好的效果，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比如，德国的鸡蛋如果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鸡蛋上的编码进行追查是谁运输的、农场在哪里，最终追溯到是哪只鸡下的蛋，通过这种全流程监管，就能够找出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今后我们要加强这种模式，政府也要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在环保监管过程中，一方面中央加强了督导检查，另一方面基层也要进一步配合。再次，服务职能要做好，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效率，优化供给结构，让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公共服务，形成覆盖更广、水平更高、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总体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短期任务，它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不论是对于其理论的认识、政策的认识，还是实践的探索，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不断学习和研究。今天我只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发展成果跟大家共享一下，希望有机会我们再进行深一步地讨论，谢谢大家。

　　[1]数据根据统计局发布2016、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