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

　　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很多人觉得离自己挺远，不似柴米油盐酱醋茶那般息息相关。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从美国“棱镜门”事件开始谈起——

　　棱镜计划是美国国家安全局自小布什政府时期开始实施的一项电子监听绝密计划。据2013年6月6日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于2007年启动了一个代号为“棱镜”的秘密监控项目，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路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包括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皆参与其中。正如一位资深黑客人士所讲的，“你们就像图书馆，美国政府是每本书都读的读者”。这个“你们”，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所有利用和使用互联网的人。

　　我们且不说这里面包含的对于个人隐私、各国主权和尊严的无视与侵犯，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意味着我们的思想以及思想的交流，对于美国政府来说都是透明的；对于几乎所有的其他国家来说，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意识形态风险。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跟我们的工作、生活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本身是极其重要的。

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经济建设中心工作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偏离的主线、主轴，偏离了就会系统性地违背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可见意识形态工作在党和国家总体工作格局中的份量。

　　为什么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展开说明。

　　在理论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

　　这就是说，如果党解决不好群众的物质基础问题，大家吃不饱、穿不暖，过不上好日子，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肯定要出问题。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因此邓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不是只要发展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呢？不是的。邓小平同志后来又讲，“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更复杂、更难解决。更复杂、更难解决的原因，就包括人的思想问题、精神问题。当物质生活不发达、生产不发展的时候，人们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赶紧发展起来、过上好日子，那就是吃饱穿暖，把生活水平提高。当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吃饱了穿暖了，就有了无穷无尽的新想法、新需求，加上社会分层增多，财富分配差异增大，因此社会越来越复杂，社会管理难度日益增大。我们常常会看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这也说明，只有当人们有端起碗来吃肉的条件时，才会有力气、有闲暇、有心思，在放下筷子时骂娘发牢骚，目的是希望追求更高享受和幸福感。今天我们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已经从过去解决欠发展的问题，到了解决发展起来之后怎么办的问题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精神的问题、思想意识形态问题就变得非常重要。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神上的群众基础”理论概括，从理论上说清楚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在实践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更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

　　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提炼和总结了一种规律性现象——思想防线是政权防线的前沿阵地，如果思想防线守得住、守得牢，其他防线转圜的余地就比较大；如果思想防线守不住、守不牢，后面的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因此作为前沿一线的思想防线在国家政权安危中充当防波堤、防洪坝作用。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工作有着这样极端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对之予以高度重视。

　　毛泽东同志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是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这个讲话很对，不仅我们共产党夺取政权是这样，过去很多政权建立、朝代更迭，也都是这样。所以毛泽东同志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就是掌握思想领导，如果不能在思想上掌握和领导人，就很难达到最理想的领导状态。这些话都点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2010年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众多“颜色革命”，为上述论断提供了鲜活例证。很多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政权一夜之间就改换了颜色，其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思想上、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问题，被西方巧妙利用所谓“推特革命”之类的手法，搞乱了人民思想，导致政权更迭。在实践中，这样的教训就在眼前，我们不可不加以警惕和防范。

　　最能证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经典案例，就是苏联解体。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无外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外因就是西方和平演变、西化分化。内因则有两个基本的原因：第一，手脚不干净。苏共搞腐败、搞特权，严重脱离了群众，因此遭到了群众厌弃，被人民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第二，头脑不清楚。苏共在意识形态上搞自我解除武装，丧失了道义的和理论的制高点。苏共的统治一旦丧失了道义的和理论的制高点，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在统治，最后当红旗落下的时候，没有人替它惋惜，反而有很多人为这件事情感到高兴。苏联解体深刻证明，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事关政权安危。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

　　我们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种种复杂而严峻的挑战。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

　　从央视辞职的记者柴静，在2015年“两会”前期推出了她自费拍摄的雾霾深度调查《穹顶之下》，一夜之间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的头条，视频点击量一度过亿。生动的叙述、老到的采访、丰富的事例，再加上炉火纯青的煽情技巧，为媒体受众上演了一场完美的“表演”。但是跳出感性的框架，客观地分析影片，我们就发现《穹顶之下》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去反映不同阶层、群体、地域、行业对环保的诉求和博弈，而是将雾霾描述成一种“道德选择”，变成了一种“良心质问”。接着这种道德选择和煽情的质问发酵成了一系列非理性的争论甚至谩骂。从煽情效果和点击量看，《穹顶之下》达到了它的传播目的，然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为什么选择煽情而非理性的路线来呈现雾霾这件事？对此，公众有个很经典的评价：《穹顶之下》虽然感动了我，却没有说服我。

　　为什么柴静不去试图说服我们，而是来煽动我们的感情呢？在我看来，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仅仅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穹顶之下》末尾致谢名单里面，美国福特基金会赫然在列。这个基金会是干什么的？你懂的。如果我们先看完这些名单，再从头到尾去看《穹顶之下》，我们对于这部影片就会有新的认识和体验。尽管《穹顶之下》目前已经销声匿迹，但带给我们的意识形态思考却是深刻的。

　　其次，国内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

　　2015年4月，加多宝公司在微博上发起了一次名为“多谢行动”的营销炒作活动，在活动中，加多宝公司表示：“恭喜‘作业本’与‘烧烤’齐名，若‘作业本’开烧烤店就送10万罐凉茶。”为什么一定非要是开烧烤店送凉茶呢？这源于2013年时，网民“作业本”微博里一段话：“由于邱少云趴在火堆里一动不动，最终食客们拒绝为半面熟买单，他们纷纷表示还是赖宁的烤肉较好。”该微博在当时已是谴责声不断。而此次加多宝通过大V抹黑邱少云的言语进行营销炒作，更是惹火了网友，网友们纷纷表示“再也不会买加多宝了”“再见加多宝，汶川地震的好感到此为止”。我们且不说该公司有没有恶意，单说它在这个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在意识形态上的幼稚与无知，就足以令人震惊。

　　近年来，对于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领袖毛泽东、私有制与阶级、中国特色与“普世价值”等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谣传“刘胡兰是小三”“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萝卜”等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的严峻态势。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但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该报记者奔赴东南西北中，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听了近百堂专业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呲”在东北话中是责备、挖苦的意思。)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居大多数，但是也有不少质疑甚至谩骂《辽宁日报》的声音。这个事情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复杂、严峻态势。

　　既然意识形态工作如此重要，那么党员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呢？主要包括五种：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表达力。要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就必须着重围绕这五种能力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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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怎样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

　　要点一：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物，都可以上升到政治高度。所以意识形态问题是高度政治性的问题，我们要善于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它。

　　怎么叫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怎么叫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所形成的鲜明对比。

　　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的呢？斯大林逝世后，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产生的严重危害，主要是破坏了革命法制，使许多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者遭到迫害，并在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中助长了有害的方法，产生了机会主义和各种歪风邪气。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产生的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

　　邓小平是怎么对待毛泽东的呢？在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了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可见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要从政治上来把握这个问题。

　　反观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斯大林有没有错？有，当然有。斯大林存在不存在赫鲁晓夫所说的那些问题？存在，当然存在。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通过什么样的视角来揭露和批判斯大林，做到既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又维护苏共的形象，维护苏共在思想意识上的连续性，赫鲁晓夫考虑得太少，做得太轻率，过于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了斯大林。

　　相比之下，邓小平首先态度很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贫下中农不答应，解放军战士不答应，老革命也不答应，所以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但是不是这意味着就不揭露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呢？不是的，错误该说也是要说的，但是要有正确的说法。邓小平同志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同志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乌克兰学者格奥尔吉·克留奇科夫在《社会主义在苏联失败的若干教训》中，通过对历史人物的重要作用分析指出，“轻视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毫无根据地进行镇压，这一切导致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领导人中就没有出现过思维敏锐、政治嗅觉灵敏、视野开阔、知识渊博、政治立场鲜明、阶级方法彻底、具有理论概括和作出重大政治结论能力的活动家。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我们未能期盼到。”

　　因此，赫鲁晓夫简单粗暴直接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苏共在思想上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地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地扭转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差别何其大也！

　　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高明在什么地方呢？有一次，他针对西方媒体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时期的意识形态是在服务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这就是党的基本路线所载明了的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党组织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党员身份中政治是第一位的。当然我们不提倡讲口头政治，讲政治是建立在工作与其他事物的有机结合之上的，目的是维护大局，推进党和国家的事业与工作。

　　要点二：把握一条基本原则

　　讲政治是最基本的一条原则，毛泽东同志讲过：“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的第一句。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我们自己的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我们自己的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才能够真正地把握好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任务和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有一个“三个地带”理论。他说，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地带”理论，实际上就是讲怎么把有利于我们的舆论搞得多多的，把不利于我们的舆论搞得少少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政治原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活用和化用。

　　意识形态工作仅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和亮剑精神是不够的。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全社会在思想认识上形成最大公约数。这是意识形态工作应该主动努力的最高境界和最终方向。

　　要点三：心里面装几把尺子

　　第一把尺子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这把尺子是我们的看家本领，没有它就胸中无数，心里没底。

　　第二把尺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了这把尺子，我们党就不会变色。

　　第三把尺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了这把尺子，我们的红色江山就不会变质。

　　第四把尺子是中国的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有了这把尺子，我们就不会作出有损国格的事情来。

　　意识形态领域出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尺度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的为标尺，也不能以“右”的为标尺。把这四把尺子装在心里了，如果遇到事情实在猜不出、悟不来、看不透，我们就不妨首先拿这四把尺子来量一量。如果符合四把尺子度量，大体上在意识形态上就没什么问题，否则就要提高警惕。

　　有了这四把尺子，还要牢记三个关键词：底线思维、战略定力、颠覆性错误。

　　底线思维，就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要有自己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底线，绝不做违背原则和突破底线的事情。

　　战略定力，就是将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党和国家利益，既不迎合某些人的掌声、喝彩，也不畏避某些人的嘲讽和谩骂。不能因为别人骂我们一党执政，我们就丢弃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能因为人家夸西方民主就是好，我们就丢掉本国国情和中国特色去照葫芦画瓢。

　　颠覆性错误，就是说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数，无论意识形态斗争延伸到什么地方，发展到什么地步，我们都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不能犯下颠覆性错误。什么是颠覆性错误？就是指党变质了、红色江山变色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被出卖了。

　　要点四：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

　　提高政治和意识形态鉴别力，对于某些看似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事务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据统计，我国政府部门、重要行业82%的服务器、73.9%的存储设备、95.6%的操作系统、91.7%的数据库都是国外产品。在涉及国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频频出现美国“八大金刚”（思科、IBM、谷歌、微软、高通、英特尔、苹果、甲骨文）的影子。从曝光的“棱镜”计划，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都有极深的联系。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意识形态风险呢？我认为是有的，而且我认为这种危险性还不小。

　　同时，对于某些客观现象也要多想一想。以高等教育为例，经常有人把西方的高等教育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对比，认为西方国家的高校中并没有像中国这样开设思想政治课程，因而说西方高等教育没有意识形态色彩。说西方高等教育事业中充满了意识形态，当然太过牵强，但若说其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

　　还有美国的电影，我们一般称大片，看起来让人往往感觉到很震撼。但如果对其中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更深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电影所反复强调的理念、信仰，也就是对西方价值观的信仰，对个人主义的信仰，强烈传递着意识形态灌输和西方价值观输出。因此我们要多加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接受或者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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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样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要点一：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

　　我们要有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第一，从解决问题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分析，至今仍无出其右者，当代中国尽管搞的不是资本主义，但有资本的要素和资本的逻辑，同样需要“驯化资本”“驯服资本”，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第二，从捍卫国家利益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比如政党制度、国企制度等，为中国提供了捍卫国家利益的思想基础。第三，从高举旗帜的角度看，老祖宗不能丢，这是一面凝聚人心和力量的旗帜，同时，也不能要求一百多年前的老祖宗为当前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那是懒汉思想。自己不争气，不能怪老祖宗没留下好东西。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把它作为看家本领，不抛弃、不放弃，要讲新话、走新路。

　　要点二：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

　　这些热点问题，目前主要是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

　　在政治学领域，“民主”问题比较多地附着了意识形态因素。

　　在法学领域，“宪政”问题比较多地附着了意识形态因素。

　　在新闻学领域，“新闻自由”概念比较多地附着了意识形态因素。

　　在社会学领域，“公民社会”概念比较多地附着了意识形态因素。

　　我们要想提高自己的意识形态学习力，对于这些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绕着走，而是要适当地去了解到底它讲了什么话，看它是怎么论证的，要做到心明眼亮。

　　这也不是那么复杂。比如，很多人认为经济理论复杂而不敢去学习、去分辨，其实有时候也很简单，仔细想一想就能想明白，就像西方经济学非常推崇的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理论，从表面上看是绝对客观可行的，对贸易双方都是“双赢”的、有益处的，但是这种自由贸易理论一旦运用在贫富（强弱）的两国之间，贸易规则制定权、行使权将极为不对称，根本就不是表面的“双赢”这么简单，最终会造成强国持续地吞噬弱国经济利益这一现实结果。许多国家被称为“咖啡”共和国、“香蕉”共和国，就是在这种自由贸易中出现的畸形发展。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自由贸易理论进行了揭露，他指出，英国在民族产业幼小时期是欧洲贸易保护的急先锋，只是在本国工业强大之后才到处宣扬他的自由贸易理论，“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与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发展高度，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用着那种过来人后悔莫及的语气告诉它们，它过去走了许多弯路，犯了许多错误，到现在才终于发现了自由贸易这个真理”。所以，从本质上看，在经济学领域，类似“比较优势”这样的理论，大都是披着“中性”面纱而代表强国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西方经济学中这种貌似“中性”的理论比比皆是，在我们学习与研究西方经济学时切不可被其“中立的”外表所迷惑，在借鉴的同时保持适当的警觉。

　　在政治学领域、法学领域，西方的很多理论看起来很客观，但一旦把它们移植到某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会产生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恶果。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不用一一列举了。

四、怎样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

　　要点一：善于观察问题

　　善于观察问题，就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举一个例子。长久以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西方学者通常用一人一票的自由选举来衡量。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没有全盘否定西方的某些有价值的结论，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有机、更加生动、更加多维的评价标准体系——“八个能否”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这“八个能否”标准，比西方简单的程序主义观点要有机、动态、多维、生动得多了。这“八个能否”标准体现了善于观察问题立场、视角和方法。简单的程序主义犯有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毛病，无助于我们观察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和政治发展。

　　如何正确看待西方民主呢？西方民主政治经验对我们有没有用呢？我们不能犯形而上学机械论的错误，关键看怎么用。中医上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人参误用是毒药，大黄用好是良药”。西方文明、西方意识形态也是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千万要记住，如果仅仅因为有可取之处我们就犯了懒惰病，丧失了自我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被它戴上了精神枷锁、拄上了精神拐杖、产生了精神依赖，就是舍本逐末，甚至自毁长城。

　　要点二：善于抓住关键

　　当前中国意识形态问题千变万化、复杂多样，但是只要抓住其中的关键问题，就能够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13个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问题。这13个问题是：一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二是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三是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四是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五是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六是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七是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八是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九是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十是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一是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十二是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十三是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如果在这13个问题上能够想清楚、弄明白，弄懂、弄透的话，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大体上也就立得住、站得稳、经受得住考验了。

　　要点三：善于进行分析

　　2015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让我们党改旗易帜、改名换姓，其要害就是企图让我们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价值观念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不成样子了，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就是典型！如果我们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符合西方标准就行，不符合西方标准就是落后的、陈旧的，就要批判、攻击，那后果不堪设想！最后要么就是跟在人家后面亦步亦趋，要么就是只有挨骂的份。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到底过时了没有呢？我们看一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就会发现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两极分化持续加剧、社会矛盾日益深化，说明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生产方式、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只不过表现形式、存在特点有所不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不少西方学者也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这也是值得我们理论工作者警醒和深思的。

　　在《阿凡达》等美国好莱坞电影中，美国意识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未来的视野以及乌托邦式的设想，建立在一整套诸如“应许之地的、丰饶土地上的、新伊甸园式的”神话基底上，表面上看似乎与美国政府推广的意识形态没有什么联系。但是，雷吉斯·迪布瓦在《好菜坞：电影与意识形态》一书中揭露出这样的事实：美国政治权力始终对好菜坞的电影制作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从而使美国意识形态被彻底地植入好莱坞电影的形式和结构之中。好莱坞电影的诸种形式和结构暗合了美国历来倡导的意识形态话语及其修辞。

　　在2013年第85届奥斯卡评奖中，《逃离德黑兰》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剪辑、最佳剧本等三项大奖。影片改编自前美国中情局成员门德斯的小说《逃离德黑兰：一个英雄的自白》，编剧克里斯·特里奥充分运用了经典的好莱坞叙事方式，再现了1979年末伊朗推翻沙哈尔统治的伊斯兰革命期间，美国中情局解救藏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的六名美国大使馆人员的事件，通过精心的剪裁、渲染、加料、隐匿等手法，将一部真实的褒贬有加的个人英雄经历有效地转化为完美传递美国精神的演绎。有人说，好莱坞是“造梦工厂”。其实，这个“造梦工厂”应该再加进两个字，哪两个字呢？“美国”。好莱坞实际上就是“造美国梦工厂”，传递的都是“生活在美国真好”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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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怎样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

　　“不日新者必日退”“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必须保持思想的敏锐性和开放性，打破传统思维定势。

　　要点一：善于进行理论创新

　　在善于进行理论创新方面，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邓小平是理论创新大师。文革结束后，为了削弱毛泽东思想中阶级斗争的一面，强化发展生产力的一面，邓小平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实际上将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剥离出去，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提炼出来并加以强化，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障碍。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三大支柱无法有效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邓小平强调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要解放思想，实际上要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抽象的结构式理解模式，要从生产力发展的功能有效性去把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当然，对于协商民主、治理、网络主权等概念，我们现在进行了中国式改造或创造，这都属于新时期的理论创新成果。

　　要点二：善于进行内容创新

　　2016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做的思考》（作者：商志晓）的文章。文章一改过去我们作为群体去思考马克思主义所带来的一切，而是从个体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得出了很有意义的结论：一是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二是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三是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我认为，这就是内容创新。这样的内容创新，是我们党员领导干部所不难做到的。

　　要点三：善于进行应用创新

　　在善于进行应用创新上，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我们学习借鉴的榜样。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把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和理论，这也是马克思理论的应用创新。

六、怎样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

　　要点一：善于拿捏词句

　　善于拿捏词句，有以下经典案例。

　　和平崛起Vs和平发展。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现在我们讲“和平崛起”。这里面就有词句拿捏的问题：“和平发展”相对柔一点、文一点、温一点，“和平崛起”相对硬朗一些，需要我们在不同场合巧妙地切换运用。在文化教育领域，我们较多地强调中国的和平发展，而在军事、经济、科技领域，我们一定要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

　　“两个不能否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有“两个不能否定”，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解决了改革前与改革后事实上的意识形态张力问题。

　　共同价值VS“普世价值”。当西方提出“普世价值”以后，面对这种有可能使我们产生被动的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同价值”的概念。西方的“普世价值”承载了太多西方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但是我们不能偏离人类文明的大道，我们中国建议是什么呢？就是要讲“共同价值”。共同价值是全人类的价值，既吸收了西方的有益成分，同时又不简单直接地等同于西方的价值。这就是善于拿捏词句的表现。

　　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瞧，总书记拿捏得多么完美！

　　要点二：善于创新话语

　　善于进行话语创新，有以下经典案例。

　　“实事求是”。毛泽东把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一词借用过来，巧妙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的活的灵魂的问题，成功地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特征和精髓。

　　“一国两制”。邓小平为了解决香港、澳门，乃至将来台湾回归之后所面临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局面，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理论，使得大家在话语上、在思想上接受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不同性质制度的状态。

　　“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话语，解决了中国改革开放在既无先例可寻、又没有其他经验可以借鉴的尴尬局面中的改革导向问题。

　　“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话语创新，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力和现实想象力，打通了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中国话语和外国话语之间的阻隔，从而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让世界认知认同中国有了一个较好的切入视角。通过“中国梦”，人们了解到政治理想和顶层设计，并结合自身的利益诉求，化为日常生活体验。社会意识形态的超然性具有引领性的魅力，然而把社会上层建筑从天上拉回人间，这是“中国梦”的又一魅力所在。所以有人形容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而且还接地气。“中国梦”提出后，围绕它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话语群：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故事、中国力量，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引起了全世界对“中国梦”的关注，形成了追逐“中国梦”的话语热潮，进而“使得这些话语从舆论层面上升到了思想层面，从社会层面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通过这个庞大的话语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民族营造了聚拢人心的最大公约数，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

　　要点三：避免掉入话语陷阱

　　现在的话语陷阱有哪些呢？主要是“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

　　对于这些话语陷阱，我们不要过多地去跟它纠缠，否则就中计了，就会不由自主地被拉入它的陷阱之中。为什么？因为这些话语的理论架构都是设计好了的，不管你认为自己多聪明，只要坐上它所设计好了的凳子跟它辩论，你就很难挣脱它的话语牢笼，就陷入了它的话语陷阱之中。

　　我们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要避免陷入这些话语陷阱，所以有时候我们讲不争论。争论是一种智慧，不争论有时候是一种更大的智慧。因为一争论，第一把事耽误了，第二掉到了别人的陷阱里面去，爬不出来了，就得不偿失了。所以，争论“党大还是法大”“人民性还是党性”“党政分开”这样的问题，本质上也都具有强烈的话语陷阱色彩，对此我们不可不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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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高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原则

　　要点一：把握一个核心任务

　　意识形态工作的确需要提高警醒、警惕、警觉，要有敌情意识，要讲敌我，要讲敌我分明，要讲攻防态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服务于一个核心——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去打动、感召和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是争取人心的工作，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所以，我们不要想怎样让我的想法、说法去压倒别人，吓倒别人，那样想往往就会想偏了。

　　要点二：坚持“双百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党的重要方针，“百花齐放”重文艺，“百家争鸣”重思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过历史教训的，所以史书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这是毛泽东讲的；“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是邓小平讲的。如果大家都不说话了，你认为这样就是统一了思想，就是凝聚了意志，那这才是最可怕的。相反，让大家把分歧说出来，有想法也说出来，然后通过巧妙的意识形态工作，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那么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

　　要点三：秉持“三不主义”

　　哪“三不”呢？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这方面我们过去有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吃过苦头，所以我们要有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也就是有什么问题就讲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扩大、不缩小、不回避。

　　要点四：破立并举，重在建设

　　意识形态工作当然要有敌情意识，要警觉、警醒、警惕，所以要有一定程度的破。破就是要以笔杆子对笔杆子、用枪杆子对枪杆子。如果弄反了，用枪杆子对付笔杆子，就会违背党的政策和原则。关键是要立，也就是要大力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我们不能期待别人不对我们进行批评、指责、谩骂、嘲讽，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能力回应、解释和说明，有能力赢得大家的认同和理解，甚至化干戈为玉帛。《孙子兵法》说：“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要点五：把握好3个基本维度

　　第一个维度，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要集中注意力解决好“挨骂”的问题。

　　第二个维度，要有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的明确态度。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曾经偏软、偏散、装糊涂、和稀泥。现在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把界限划清楚了，界线之内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界线之外不可逾越，反倒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舆论生态。

　　第三个维度，关键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总书记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哪“几把刷子”呢？坐着能写、站着能说、走出去会办事。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与过去相比要复杂得多：过去是要解决“思想僵化”的问题，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敢冲敢闯，有勇气就行了；现在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面对一个千人有可能有一千种想法的时候，就特别考验我们要有“几把刷子”，如果没有，站出来就出洋相，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反而更加难做了。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党员干部只有不断自觉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才能够昂首阔步、自信自豪地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大路上。

　　（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研究室主任  黄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