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方式现代转型看西方军事战略走向

　　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既然要竞争对抗，那么研究对手就至关重要。我们发现一些国家的军事战略在不断翻新，但又似曾相识，而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在战略选择上又极其相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变与不变的根据在哪里，它变化的趋势又该如何来把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研究思维方式现代转型对西方军事战略走向的影响。

一、思维方式是战略的底蕴和根基

　　思维方式，指思维活动中长久、稳定、普遍起作用的模式、程序和习惯，通俗地讲就是怎样想的模式、程序和习惯。思维方式决定着人们怎样提出问题和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决定着人们如何去分析解决这些问题。它不仅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至关重要，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至关重要。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外在表现。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一个民族思想的深度、广度，也决定着一个民族把思想付诸于行动的力度。所以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这样写道——“重要的不是给予思想，而是给予思维。”

　　思维方式的三个显著特点，继承性，层次性，渗透性。下面分别给予说明。

　　继承性。英国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他说，西方两千五百年文明史不过是古希腊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国学大师梁漱溟也说，中华文化两千年间之所以变化不大，是因为先秦时期的天才人物，像孔子、老子他们对人类生活的问题想得太过周全，以致后来人很难超越他们。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可以追溯到这个民族文明的发端期，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影响极为深远。

　　层次性。思维方式包括经验、科学、艺术、哲学等不同的层次，其中哲学层次是最高层次。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个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像是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很好，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大家知道庙之所以为庙，就因为庙里供奉着神，在哲学家黑格尔看来，哲学就是文化殿堂、文化庙宇当中所供奉的神。所以哲学思维是一个民族最深沉的思维方式。

　　渗透性。思维方式它不仅渗透在宗教、艺术、伦理等精神领域，而且还贯穿于政治、军事、外交等实践活动之中。每一种战略思想的背后都有其哲学基础。戴高乐讲，在亚历山大的军事行动中，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我们在拿破仑的行动中可以发现卢梭，在希特勒的行动中可以发现尼采，在东条英机的行动里可以发现福泽渝吉和神道教。

　　由于以上这些特点，思维方式很容易成为决策者的思维惯性，在决策中自觉不自觉地用它来思考问题、作出判断。所以当代著名军事家、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李际均中将在《新版军事战略思维》中讲道，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想都有其传统文化的烙印，战略家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进行认识和实践活动。

　　在战争指导上，了解对方的思想文化特别是思维方式与了解其军事部署同等重要。在这方面，美国有两个成功案例，也有两个失败案例。

　　美国成功案例之一，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即日本研究报告。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日本败局已定，美国在这个时候急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美国对德国比较了解，政策也比较明确：武装占领，直接管制。但是对日本不太了解。当时有两大问题摆在美国决策者面前，一是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需要直接占领日本本土？二是日本如果投降，美国是否可以利用日本现在的政府机构，是否应该保留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动用了方方面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本尼迪克特自称是文化人类学家，但是她的研究远远超出了一般人类学、文化学的范畴，而是深入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层面。她的研究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原有的行政机构，不能用对待德国的办法来对待日本。结果事态的进展与她的预料高度一致。本尼迪克特所提供的这份研究报告，为美国战后管制日本提供了直接理论准备。

　　美国成功案例之二，乔治·凯南的“八千字电报”，也就是苏联研究报告。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决策层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谁会对美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应该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通过对苏联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效率以及对外政策的分析，凯南提出三点，一是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阻力的时候，苏联都可以轻易退却；二是苏联的成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世界的团结；三是苏联的集权体制能否成功还有待观察。在此基础上，凯南建议美国对付苏联不必通过全面的军事冲突，而是要通过遏制政策来解决问题。通过遏制战略，美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份研究报告后来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凯南把它定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这份研究报告最终研究的是苏联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同时，美国也有两个失败的案例。

　　美国失败案例之一，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入朝作战之前，中国政府反复警告美国，美军如果跨过三八线，中国军队不会坐视不管。但是当时美军指挥员麦克阿瑟一意孤行，挑战中国底线。美国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当时就讲，麦克阿瑟的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懂得什么叫唇亡齿寒，所以形成了中国不会抗美援朝的战略误判。

　　美国失败案例之二，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直接参战长达10年之久，伤亡15万人，耗资3000亿美元，最后以完败撤军而告终。当时主导越战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10年后在回忆录中讲，我们打败了，主要是因为我们严重低估了越南民族主义的精神力量。他在回忆录中告诫美国当局和美国人民，一定不要在亚洲轻易用兵。

　　总之，思维方式是制定现实战略的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研究相关国家的军事战略，揭示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个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起于学术终及国家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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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思维方式从近代向现代的转型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很落后，既落后于中华文明也落后于伊斯兰文明。1911年出版的《牛津简明英文词典》里面讲，东方是指光芒四射的、闪光的、高贵的、兴盛的、光明的所在，是宜居之所，是理性关系的确立，是确定自我方位的所在。这里面溢美之词是不断的。到1980年《剑桥美语词典》里，对东方的解释是：东方指中东的东部，尤其指东亚，成了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

　　西方是如何超越东方的呢？这源自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欧洲的三大发现。即地理大发现、人的发现、科学的发现。

　　地理大发现，也就是新航路的开辟、新大陆的发现。其结果一方面使得欧洲的工商业、贸易迅速发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另一方面东方文化传入西方，使得欧洲人大开眼界，迅速摆脱了中世纪的狭隘观念。

　　人的发现，主要标志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使神世俗化，宗教改革使世俗神化，这两件事都使神的权威迅速地弱化，人的主体地位逐步得到确立。

　　科学发现，这个时期，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自然科学得到了迅猛发展，科学理性的权威得以树立，人们不再用宗教神学去解释世界，而开始用自然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改造世界。

　　这三大发现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得人们从神学以及以神学为基础的经验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近代理性思维方式，它集中体现了三大发现的思想成果，它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以主客二分为思维的起点；二是以理性为判断知识确定性的思维标准；三是以建构科学之科学知识体系为思维目标。这三个方面都渗透着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

　　近代理性思维方式的确立，为西方社会近代转型，包括思想文化、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军事思想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此西方开始领先于东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维起点。中世纪有一种说法，叫上帝之书写两遍，一遍写在《圣经》之中，一遍写在自然之中，所以认识自然不过是为神学提供佐证，自然科学和哲学一样，在当时都是神学的婢女。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被称为是近代哲学之父，因为他最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他说，当我思考的时候，一切都可以怀疑，只有我在思考没法怀疑。我在思考就说明有一个我存在，有一个我作为主体存在。这个概念就把作为主体的我跟我之外的客体区分开来，从而确立了近代西方哲学的思维起点，不仅自然成为人的认识对象，上帝也成为人的认识对象。人与自然、上帝的关系就不再是从属关系，而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这样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神学世界观、自然观，为科学技术突破神学禁锢创造了条件。

　　第二，思维标准。近代自然科学确立了理性的权威，理性成为判断知识确定性的原则。对与错、真与假、好与坏，不再由上帝来评判，而是由理性来评判。所有的一切思想文化、国家制度，甚至包括宗教本身，要么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要么放弃存在的权利。理性归根到底是人的理性，是人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去认识世界。如果说主客二分作为思维起点，只是把人作为主体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的地位，那么理性作为思维标准，大大提升了人的权威，提升了人的思维、情感、意志甚至欲望，使人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为把人从中世纪神的奴役和统治下解放出来开辟了道路。欧洲从此走出了罪恶的中世纪，神权社会开始向世俗社会转型。

　　第三，思维目标。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都立志于建立某种知识体系，认为只有体系性的知识才是真正科学的知识。哲学要为自然科学和人的现实生活提供理性的标准，就必须成为科学之科学，首先你自己得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最先建构了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把近代哲学推向了顶峰。他提出的最高理性叫绝对精神。当时，法国革命吸引了西方世界的目光，拿破仑通过武力动摇了欧洲的封建壁垒，把自由的理念传遍了整个西方。所以黑格尔对法国革命极为推崇，他称颂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绝对精神”，而他自己仅仅是“书斋里的绝对精神”。近代理性思维方式的核心是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知识体系的建立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所以从荷兰开始，资产阶级在欧洲国家相继取得了统治地位。

　　近代西方杰出的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理性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历史学家勒费弗尔这样评价拿破仑：“他是崛起于行伍之间的战士，他是启蒙哲学家的弟子，他是理性主义者和哲学家，决不是凭直觉办事的人，他的崛起靠的是知识、是推理和有条不紊的工作”。拿破仑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还有一句是“让毛驴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这里面有个故事，在拿破仑远征埃及的时候，他的远征军中除了有2000门大炮外，还带了175名各行各业的学者和成百箱的书籍。驴子在当时属于最重要的战略装备，需要重点保护，在拿破仑看来，知识分子也需要重点保护。所以，他就下了一道命令，“让毛驴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可见理性精神和人文精神，已经渗透在拿破仑建军思想、战略理论和用兵之道等各个方面。

　　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近代军事战略的哲学根基不再是神性论，而是抽象人性论，它突出强调人的因素、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开始用超历史的观点和英雄主义的历史观看待战争和战略问题。

　　从理性精神的角度看，近代军事思想一个鲜明的方法论特色，就是把理论研究建立在观察和事实的基础之上。克劳塞维茨在撰写《战争论》之前深入分析了130多个战例，哈特的《战略论》、马汉的《海军战略》当中大量的篇幅也都是对战史、战例的评述。

　　理性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社会当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在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主客体的分裂，绝对真理的困境，理性至上的悖论。

　　主客体的分裂。主体性的膨胀也就是人的膨胀、自我的膨胀，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二元对立，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对立，外化为严重的环境问题、能源问题、信仰问题、战争问题。西方的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根源也都在这里。既表现为对自然的征服，也表现为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征服。

　　绝对真理的困境。片面地追求普遍性，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把科学、把真理绝对化了，于是出现了经济决定论、自然环境绝定论、民族性格决定论等独断论的思想。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青年时期是法国大革命的赞颂者，晚年却成了德国军国主义的推动者。他说德意志人是绝对精神的继承者，有权统治其他民族，今日的世界就是日尔曼人的世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理性至上的悖论。也就是理性与自由的悖论。人文精神要求克服种种的限制从而达到自由。但是科学越进步，对自由的束缚反而越多。人文精神要求反对宗教迷信，证明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但是科学的进步反过来又导致了人们对科学的迷信，以新的迷信代替了以往的迷信，人又成为了被科学所支配的机器。这种理性和自由的矛盾，体现出近代理性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即理性和自由本身是近代理性思维方式所追求的两大目标。理性和自由发生冲突，说明近代理性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必然被新的思维方式所替代。

　　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在欧美国家纷纷取得统治地位，西方社会全面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的经济标志是市场，政治标志是民族国家，社会标志是个人。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在这个时代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时代发展也要求思维方式发生新的变革。近代思维方式的主题词是理性，现代思维方式的主题词是相对，它要去克服近代理性思维方式的缺陷，主要体现为四大趋势。

　　趋势一，从绝对理性走向相对理性。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追求一元真理的绝对观念被打破。近代自然科学的典型代表是牛顿力学，而现代自然科学的典型代表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15年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当时很多人都不接受。第二年爱因斯坦提出一个预言，说星光经过太阳的时候将发生1.74角秒的偏转，但是根据牛顿力学的测算，偏转是不会超过1角秒的，这两个判断针锋相对。正好到了1919年发生了日全食，它为观测提供了条件，所以有两个科学家分别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进行了观测，结论是：爱因斯坦的预测是准确的。除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等现代科学都表明，近代线性的绝对真理观是不可靠的。它展示出科学知识乃至人类认识的丰富性和相对性的一面。同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绝对理性的观念也受到猛烈的冲击，市场经济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操纵之下，呈现出了种种不确定、非理性的特点，无论科技怎样进步，人的认识能力如何提高，对那只看不见的手，人类始终无法完全把握。从19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全国性经济危机，一直到今天，资本主义世界始终未能摆脱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每一次经济危机都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趋势二，科学理性注入人本因素。

　　近代以来，欧洲启蒙运动高举理性、自由、进步的大旗，推动社会变革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社会冲突、暴力、恐怖、战争，尤其是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使法国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动荡。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为什么在理性思潮推动之下的社会革命，会产生如此多的非理性现象，理性凭什么把自己作为审判一切的法官，谁来审判理性本身？就在审视理性的过程中，人本主义哲学家以非理性的极端方式，打破了人们对理性主义的迷恋，将启蒙时期的人文精神进一步地推向了新的高度。

　　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通过实验证明：人的精神活动主要不是受理性控制，而是受本能和欲望控制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被看作是与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相提并论的三大发现。有人讲，这是对人类自尊心的第三次打击。第一次是哥白尼，他提出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甚至连太阳系的中心都不是；第二次是达尔文，他证明了人不是由上帝通过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从低等动物进化而来的；第三次是弗洛伊德，他证明人的行为是本能和潜意识机制所激发的，他把这种本能归之于性本能。弗洛伊德的成就在于：他从医学科学的角度肯定了无意识对意识，也就是非理性对理性的基础性地位，从而也就从科学理性的内部瓦解了理性。康德当年提出限制理性，是要为人的信仰留地盘，弗洛伊德瓦解理性，是要为人的本能争地盘。从此西方理性主义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尊重人的价值、人的生命，甚至人的本能，逐步成为了人们的共识。

　　趋势三，从理想回归现实。

　　追求真理的一元性、绝对性必然会走向理性主义。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人们发现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理想化的价值观并没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迅速实现，甚至到今天也没有完全变成现实。马克思首先提出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解释世界，而是要改变世界，从而开辟了走向现实的哲学道路。这条道路在西方社会是越来越受到认可。世纪之交马克思被西方媒体评为千年伟人之一，评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这从一个侧面也证明了上述观点。

　　在现代西方哲学当中，最直接最明确提出回归现实主张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有学者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当中实用主义与马克思哲学最为接近。实用主义在19世纪后半叶产生于美国，它的基本原则是有用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有用，不讲原则，只讲效果，这就是它的基本方法。实用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叫杜威，他也来过中国，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杜威的实用主义至少蕴含了这样几种精神，一是务实的精神，不追求终极的真理，甚至不把自己的理论视角看作是唯一思考问题的方式。二是超越的精神，他把真理作为用来改造新的、更好的、更完善的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被沿袭的传统。大家想一想，如果连真理都不是传统，那么还有什么不能够超越的。三是变革的精神，目标永远是第一位的，方法是次要的，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任何方法的价值都是一样的。退一步讲，目标如果实在达不到，目标也可以改，这就是美国的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工具，对美国影响极其深远。有人讲，代表今天美国最美好和象征明天最有希望的不是福特，不是爱迪生，不是罗斯福，而是杜威。2016年11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他的胜选演讲特别有意思。他说，政治令人厌恶，我的政府要致力于为人民服务，我们马上要开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重塑美国梦。我们要重建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桥梁、隧道、机场，等等。我们要寻求跟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而不是冲突和战争。大家一看太熟悉了，为人民服务，如果把美国梦换成中国梦，还有公路、桥梁、隧道这些不都是基础设施建设嘛，再有就是共同发展，而不是冲突和战争，换成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和平发展。特朗普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要重塑美国梦，这是他的目的，但是他认为为了这个目的，自由、民主这些理念都不重要，都可以舍弃。

　　因为实用主义最大限度地符合了美国这样一个多种族、多元化，没有任何既定传统的国度的精神需要，所以被誉为美国文化、美国精神的象征。美国建国只有200多年，现在却成为了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从思想层面上讲，实用主义无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趋势四，从建构走向解构。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信息和科学技术泛滥，进入了所谓的信息社会。人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发布者，所以各种信息、各种符号不断复制。二是消费和休闲领先于生产，进入到了所谓的后工业社会或者说消费社会，不愁生产不出来，而是愁消费不出去，娱乐、休闲、游戏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常态。三是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被打破，进入了所谓的风险社会。娱乐也是上班，上班也是娱乐，上课是大学教授，下课是网络写手，身份界限、时空界限、虚拟与现实的界限都模糊了，呈现出了一种无序的状态。哲学家把这种时代特征概括为后现代，这些特征直接影响到人们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解构主义。

　　如何理解解构主义？就是要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界限，颠覆传统的等级秩序。传统哲学讲透过现象看本质，解构主义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本质，所谓本质和规律就是对创造的压制，对自由的排斥；传统哲学讲真理具有权威性，解构主义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所谓权威和中心都是霸权和专制的表现，都是想让边缘服从中心；传统哲学讲价值追求、终极关怀，追求真善美高大上，解构主义讲消费、娱乐比价值理想重要多了，不要跟我谈什么理想。所谓崇高、信仰那是对渺小的蔑视，是对我们个性张扬的一种禁锢。

　　解构主义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力是前所未有的，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很多人都看过，我看了三遍才看懂，这个电影是1995年上映的，开始票房很差，但是后来这个电影非常地火，颠三倒四、无厘头、拼接、碎片……传统的戏剧模式、戏剧结构完全被打破，这个片子就是典型的解构主义思维方式的反映。从根本上讲，解构的思维方式体现了西方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空虚、困惑、焦虑、无所适从，从而倾向于玩世不恭、游戏人生的一种生活态度。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思维方式可能预示着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预示着未来人类生活的发展方向。

　　这四个方面的基本趋势，无论你接受不接受，同意不同意，它都预示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并且对社会生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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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西方军事战略走向的影响

　　西方思维方式的现代转型目前仍然在进行之中，但是它对当代军事战略走向的影响已经初露端倪。我总结了四个方面。

　　第一，摒弃冷战思维与倡导共生共赢。

　　这种转变主要是受相对主义的影响。从绝对主义走向相对主义体现在社会生活之中，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消解两极对立模式，从对立、对抗走向共生共赢。

　　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精神生活都处于两极对立的状态。进入现代社会，随着思维方式的变化，人的生存方式也实现了从两极到中间的变革。这个变革在政治领域呈现出从对抗到对话的特征，在经济领域呈现出从对立到合作的特征，在文化领域呈现出从对峙到融合的特征。因此，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成为时代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社会清醒认识到了这一时代趋势，但是在当今世界西方独大的现实面前，西方社会尤其是霸权国家又极不情愿接受这一趋势，反而是东方社会尤其是当代中国积极主张并主动引领这一趋势。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成为了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成为消解两极对立模式、倡导合作共赢的典范。中国以全新的思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根源上讲，就是对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这一趋势的深刻把握。当代西方固守两极对立思维方式的仍然大有人在，在不符合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固守这种思维方式，冷战思维就是一种典型的对立思维、零和思维，而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是坚持冷战思维的一种具体表现。面对美国军事战略东移，习近平主席明确告诫美国人，太平洋足够大，完全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习近平主席在国际社会反复讲，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步伐，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实际上就是劝美国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我们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美国强力遏制我崛起的同时，双方的军事合作也在不断地加强。近年来中美军方签署了两个重要的协议，一个是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协议，另一个是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两个军事协议，跟美军与盟军之间的合作没法比，它属于低层次、防御性的军事合作协议。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出来，双方都在试图防止擦枪走火，防止对抗升级，防止战略误判，说白了都不想真正打起来。这也是时代主题的一种鲜明的体现。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进一步呈现出分裂倾向，局部战争风险进一步增大。但从西方社会层面来看，反对战争、支持和平的力量也在增加。二战之后，西方社会看到核武器的巨大毁灭性。1955年，哲学家罗素、科学家爱因斯坦一起走上前台，走上街头，发起了世界和平运动。在20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和平主义运动最终结下了许多胜利的果实，比如说甘地在印度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在美国领导的民权运动，曼德拉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等，都取得了很大成功。世界和平运动发展到今天，在西方已经成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当前欧美国家产生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新政党叫绿党，这个政党有四大政治主张：生态永继，草根民主，社会正义，世界和平。它宣扬的世界和平的内容主要包括反对暴力，反对核扩散，甚至主张世界非军事化。21世纪以来，在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芬兰等欧洲国家，绿党已经独立执政或者参加联合执政，在美国也已经成为第三大政党，而且最近几年来党员人数在不断增加，在议会当中的席位也不断增加。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面对核扩散、生化危机、能源危机等，人类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强大，另一方面也前所未有的脆弱，在这种背景下，要么共生共赢，要么共同毁灭。西方很多有识之士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二，关注人的生命与倡导技术制胜。

　　这主要是受人本主义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理性观念根深蒂固，西方人做任何事情都精于理性算计。从理性主义走向人文主义不是彻底取消理性，而是为科学理性注入人本因素，这一点也深刻影响到现代人的战争观念。20世纪上半叶，人类社会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战争的残酷性前所未有。为了规范战争行为，国际社会先后缔结了一些条约，包括《巴黎海战宣言》《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等，逐步形成了国际战争法也就是武装冲突法。国际法尽管效力有限，但是它体现了一种舆论导向，尤其是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战争的伦理制约。比如当代国际法对于开战原则、交战原则、战后正义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限定，开战要符合正当理由原则、最后手段原则；交战要符合节制性原则，使用武力要有节制，能不用就不用；再有就是区别性原则，对于民用目标非战斗人员应该提供保护；战后被认定为侵略的一方具有赔偿的义务，对战争地域破坏的各方都有重建的义务。此外，还有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禁止利用外层空间进行军事活动，等等。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不仅在道义上会受到谴责，还可能受到国际法庭的审判。

　　进入现代之后，人本主义分化为集体中心主义和个体中心主义。其中，集体中心主义更加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而个人中心主义更加强调公民的个体价值，强调国家必须尊重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公民个人权利。西方社会是普遍推崇个人中心主义的。如，美国社会面对枪支泛滥、枪案频发的状况，大家都知道它是一大病灶，但是几任总统都拿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中心主义在社会意识当中根深蒂固。受这种思潮影响，各国的军事政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战略决策上，优先考虑降低军人在战争中的伤亡，对那些民族意志坚强、敢于牺牲的国家不敢轻言开战；二是在作战样式上主张打速决战，尽量避免游击战这样的一些非正规作战，避免作战持续时间过长；三是在作战指导原则上注重以火力替代兵力，以远战代替近战，尽量避免消耗战，避免和减少人员的伤亡、人员的损失。

　　现代战争的突出特点就是怕死人，如果战争中人员伤亡过多，政府的军事政策就会受到质疑，轻则军政官员离职，重则总统下台。当然了，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西方社会怕的是死自己国家的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它不是发自内心尊重的。但保护平民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开战的一个最常用的借口，为什么呢，因为这既能赢得国内人民的支持，又能占领道义的制高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称霸天下，靠的是技术优势，靠的是技术制胜，现代人本主义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使得这种观念进一步得到了强化，所以今天欧美国家在军事领域一直努力去保持领先优势。在发展定向能武器、动能武器、气象武器、军用机器人等先进军事技术上不遗余力。现在我们跟西方国家什么生意都可以做，但是先进的武器装备你就买不来，先进的军事技术你就买不来，它对我们都是禁运的。西方国家这种重技术的观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这种观念也使得西方国家的军队打仗过分地依赖装备，没有装备优势就没有了心理优势，打仗就没有底数。所以，我们今天加速发展杀手锏装备对于对手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第三，国家利益至上与战争效益观。

　　这个主要是受现代主义的影响。从超验主义走向现代主义，不仅使哲学回归人类现实生活，也使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很快从意识形态的政治狂热当中走出来，重新回归国家利益观和战争效益观。美国人是最讲实用主义的，它的军事政策、对外战略讲现实利益而不讲信誉道义的特点十分突出。美国认为海外经济利益延伸到哪里，我的军事力量就必须拓展到哪里。世界上无论哪个角落出现了什么风吹草动，只要有损美国的经济利益，就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美国就有必要诉诸武力。据说每当在国外遇到紧急事态的时候，美国总统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最近的航母编队在哪里，它距离这个出事地点有多远。所以，对美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海外区域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20世纪80年代以前，欧洲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所在，因为当时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是美国的最大市场、最大贸易伙伴，美国不惜远渡重洋在欧洲打了两次世界大战。1973年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震荡震惊了整个西方，这个时候美国、欧洲都开始意识到现代工业离不开黑色黄金，就是离不开石油，所以他们对石油高度重视，从而引来了对中东地区的高度重视，因而这个时期美国在海外用兵最多的地区就是中东。进入21世纪，东亚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迅速崛起，东亚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工业能力已经超过了欧洲，所以美国正在抓紧调整全球战略重心，调整军事部署，因而它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等等，就是所谓的重返亚太。

　　美国人打仗是最讲究成本核算的，凡是能给美国带来经济利益的仗它才打，带来小利的仗小打，带来大利的仗大打。有的仗即使开打了，如果发现无利可图，那么它也会尽快退出战争。大家知道美国热衷于推行联盟战略，在世界各地都有以美国为中心的军事同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战争成本，希望用别人的钱来打自己的仗。多年来，在欧洲防务费用、美日安保费用的分担上，美国跟盟友分歧不断，如果盟友在出钱出力上持消极乃至反对态度，会大大降低美国政府动武的几率，讲究成本核算这一点决定了美国社会对持久作战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十分脆弱的。在美国人看来，经济利益的得失比国家的面子、国家的信誉都要重要得多。

　　二战以来，基于独霸全球的战略考虑，美国的军事战略已经进行了9次大的调整，其灵活性和前瞻性不是一般国家所能够达到的，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政府换届也为他们作出这种调整创造了条件。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国际事务上美国不守信用是出了名的。比如美国在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在它需要的时候它就操纵利用联合国，在它不需要或者感觉到联合国碍事的时候它就绕开联合国。在跟我们国家利益有着直接关系的一些问题上，比如说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反恐问题，美国也都是一直持双重态度的。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发展也不景气，他们需要跟我们抱团取暖，所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它也派代表来参加了，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国分化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始终不会改变。在美国的实用主义者看来，没有逻辑，不讲原则，符合美国的利益就是真理，这一点它也体现了美国战略上短视的一面，这么干它也经常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比如说像基地组织、IS等等，最初都是美国扶植起来，现在反过来打美国人的脸。

　　第四，新式战争与恐怖主义。

　　这个趋势主要是受解构主义的影响。从建构主义走向解构主义，集中体现了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批判精神和反思功能。对西方社会包括军事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有日本学者讲，由于经济长期低迷，解构主义思潮对日本青年影响极大，整个社会缺乏积极向上的朝气。安倍挑起钓鱼岛争端等事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激发日本青年一代的斗志。当代恐怖主义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一个是原教旨主义，另一个是法西斯主义。现在我们一提到原教旨主义就想到伊斯兰教，但实际上原教旨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植根于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原教旨主义一词源自于英文，最早指的是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爱尔兰共和军、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的红军派、西班牙的埃塔等恐怖组织，在欧洲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这些恐怖组织跟伊斯兰教没有任何关系，都是在西方文化的滋养下产生的。在这一点上西方社会对自己的反思是很不够的。

　　恐怖主义的出现，本质上属于边缘对中心的反叛，集中体现了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反恐战争是对传统战争观念的颠覆，不仅体现在战争形态、作战样式上，而且是对整个传统战争秩序的彻底的反叛。有人把1982年爆发的英阿马岛之战看作是最近的一场传统战争，而把2001年美国911之后的反恐战争称之为新式战争。通过比较可知，这两场战争之间的差别确实是很大的。

　　第一，传统战争的主体非常地清晰，交战的主体都是民族国家，基本能够遵守国际关系准则，非战斗人员和丧失战斗力的人员在道义上不会成为攻击对象。而恐怖战争至少一方是非国家行为体，所以国际规则对它没有任何的限制作用，激进分子针对的是特定人群，没有可以免受攻击的对象，而且它往往重点攻击的对象就是妇女儿童和平民百姓。

　　第二，传统战争的目标很清晰，就是为了获得领土、建立统治、提升国家的影响力；恐怖战争的目标不清晰，更多的是非理性的报复，但是他们都感到自己是在伸张正义。

　　第三，传统战争的方式很清晰，基本上都是正规军对正规军。而恐怖战争属于非对称作战，对手身份识别很困难，跟谁打仗不清楚。

　　第四，就是传统战争的胜负很清晰，而恐怖战争当中消灭了多少有生力量，占领了多少领土都不再是战争胜负的标志。通常认为，实现了某一地区的长期和平、长期繁荣、长期稳定才是取得胜利的真正标志。恐怖战争的出现，对于现代西方的有限战争理论、地缘政治理论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非对称、非线性作战理论等等，在一定意义上都体现了解构主义思维方式的一些特点。

　　现代西方思维方式对西方军事思想、军事战略的影响远远不止这四个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加以研究。总之，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孙子兵法》当中两次提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都是把“知彼”排在前面的，我想这种排列不是随意的，它既表明了战争指导当中知彼的重要性，也表明了知彼的艰巨性复杂性。在国家利益日益向外拓展的今天，无论是我们制定对外战略，还是打造专业的蓝军，研究对手的思维方式都至关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重重的战场迷雾，得出正确的战略判断。

　　（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副教授  李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