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与我们的时代

　　我来自清华大学，原来在北大上学、教书，有16年。1999年清华大学恢复综合性大学，邀请我去帮忙，我就从北大到了清华，今年是第18个年头。清华大学恢复综合性大学的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发展变化的轨迹。新中国建立60多年，前30多年我们以革命思想见长，近40年是以建设和发展见长。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国家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就是她要实现从民族国家到全球国家的转变，这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大的转身，从一个小舞台到一个更大的舞台，而且是在一个更大的舞台上扮演主角，这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意识到的。

　　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意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这个舞台上。

　　多年前，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建议，由中美两国牵手，建立一个两极的全球治理模式。很多中国人对这个提议印象深刻。我们这个时代是基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时代意味着国家之间的事务不再有明确的界限。20年前，我们经常说华尔街老板打喷嚏，香港和中国大陆就会感冒。今天，中国股市或者中国经济一打喷嚏，华尔街、欧洲就会感冒。这个转变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中国人包括部分领导干部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充分意识到。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文化战略

　　今天的讲座，想给大家灌输或者说分享一种意识，就是大国的公民意识。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辨析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个时代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为了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从自己参与的中办和国办在今年年初颁发的文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谈起。

　　这个文件本来是201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要办的十件主要工作之一，应该在2016年完成。文件在2016年暑期已经完稿，政治局会议讨论时，习近平总书记说，为什么传承已经很清楚了，如何传承也很清楚，因为有具体的操作性措施。但传承什么没有说明白，所以文件又“回炉”。这时中宣部领导把我找去，给我提出的要求是用500字，3天时间，把文件传承什么说清楚。

　　在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从来没有什么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工程这样，中央政府那么重视，以国家重大委托项目的形式，在全国汇聚了12个科研团队，几乎把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最著名的教授专家都拉进去了，前前后后做了好多年，核心价值理念提出来以后，还需要有一个战略性的文化工程，将其贯彻深入下去。

　　所以我们要明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国文化战略，而不是策略。

　　习近平主席对这一文化工程非常重视。他上任之初，到山东曲阜拜谒孔子。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过去我们党的领导人拜谒孔子，媒体一般都不报道，因为党的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标榜的政党领袖，去拜谒一个两千多年前的文化先人，在政治上容易引起猜忌。但习近平是非常有胆魄的领导人，他发现去曲阜的视察没有报道，就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他，是惯例，他说这个惯例不对，一个中国领导人去拜谒自己的文化先祖没有什么好忌讳的。因此，习近平考察曲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相隔有20多个小时。

　　紧接着，习近平又在一系列的重要场合打破常规，就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比如说国际儒联的换届大会，从来没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去参加，但是习近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参加了会议，而且作了长篇讲话。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视察北大时，跟师生们座谈的主题是要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后来他视察北京师范大学，又一次谈到优秀传统文化值得我们继承，也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的，它是我们民族的魂，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我们今天走向新时代的文化源泉。

　　还有一个重要变化，起初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提出的是“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考察和讲话后，增加了第四个自信，就是文化自信，而且总书记把文化自信提到空前的高度，是前面“三个自信”的基础，没有文化自信，前面“三个自信”立不起来。

　　文化问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心目中，在十八届党中央和政府的工作思路中，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早几年没有这么重要？这是由于我们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经济学家们习惯叫经济全球化时代，政治家们常见的叫法是多极化时代，也有人称之为网络化时代或平面化时代，总而言之，我们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与此前完全不一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除了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空前密集外，在经济交往上，国家的界限、企业的身份都变得模糊了，这个时代你可以选择做实业或者做其他，去哪里做并不重要，因为整个世界就是你的舞台。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发展战略，我们往东进，有很多障碍，但西出可行。“一带一路”是我们国家在近代160多年来第一次主动地选择走入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醒我们要读史，要有一种历史意识，这个历史意识是什么？只有从历史的角度看今天，才能够看清中国和中国人站在什么样的地方，否则是不清晰的。很多人只关注自己职业、饭碗，抱怨北京房价高，交通拥挤等，看不到更远的，看不到我们已经不由自主地转入了一个更宏大的历史演进和国家发展的大洪流中，没有这个意识不行。

二、中国五千年文明和文化的特点

　　文化和文明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读历史也罢，观现实也罢，要一只眼睛看文明，一只眼睛看文化。一般说来，文明是看得见的，而文化有很多是看不见的，但这两种视野都必须具备。

　　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在于，四大文明古国中我们不是最古老的，然而中国的文明绵延不绝。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我爱中国，为什么爱中国呢？中华民族是一个很奇特伟大的民族，是星球上唯一一个他的后代能够直接读懂祖先的民族。

　　人类历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最古老的是埃及，有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多年。但是今天的埃及跟古埃及没有关系，从人种到语言都不连贯。埃及金字塔里很多法老的棺材里有陪葬物，还有一些古老的文字文本，称作棺文，但是今天的埃及人认不出这些古老文本，而要求助于西欧和北欧一些顶尖的文字学家去解读。今天的埃及只是说地理位置还在那个地方，我们还叫它埃及，然而文明产生了异质性变化。

　　今天的印度和古印度同样也是不连贯的。古印度位列文明古国，一是历史悠久，二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在起源期的发展做出独特贡献，印度人对人类文明最独特的贡献，第一是数学，第二是他们创造了佛教。我们这个星球上现在有数百种宗教，在七大主要宗教中，佛教被公认为是最圆融、最完备也最深刻的信仰体系。

　　世界上的很多问题，去追问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最后都解释不了。去追问佛教，它永远可以给出解释，佛教是最古老最深刻的。伊斯兰教于公元六七世纪形成，在基督教开始形成信仰体系之前，释伽牟尼已经创立佛教。但是，今天印度的数学思维仍然优秀，佛教已经被边缘化了。现在，经常有人说佛教的故乡在东亚、在中国、在日本、在泰国、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今天依然信奉佛教的印度人只有4%左右，超过95%的印度人信奉印度教，而印度教和佛教是两种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宗教。举一个例子，两者价值取向上是矛盾的，印度教强调种姓等级制度，而佛教强调众生平等。可见，今天的印度和古印度也存在着文明的断裂和突变。

　　再看看第三大文明古国巴比伦。巴比伦的命运更悲惨，没了。巴比伦文明发源地大概在现在的伊朗、伊拉克，主要是在伊拉克所在地。巴比伦人在古代有辉煌的创造。比如说今天的第三产业，就是由巴比伦文明最早发明的方式。他们热爱生活，所以创立了很多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个文明被马其顿灭了。

　　据说查理大帝在一次战役后去参观巴比伦文明遗址，他参观完了坐在马背上准备走时说：“这个文明必须灭亡。”很多人对这句话不理解，认为它已经被灭亡了，你还诅咒人家干啥？觉得好像有点过分冷酷。查理大帝故去很多年后，他的档案日记解密，人们才找到真正的答案。他为什么说巴比伦文明必须灭亡呢？因为查理大帝认为巴比伦国家和巴比伦人所代表的文明是享乐主义的文明，他们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没有真正的精神追求，因此他诅咒它必须灭亡。

　　虽然巴比伦创造了第三产业，但黄赌毒基本上也是巴比伦人的发明。大家都像巴比伦人那样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类就不会进步了。

　　中国文明是唯一从远古走来、生生不息的文明。今天，我们能读懂甲骨文，能读懂岩画，能读懂孔子所崇尚的周礼，当然我们也失去了很多文明成果。

　　2016年，李克强总理考察清华大学，到我们人文学院时，观看了李学勤团队整理的竹简，总理问李先生，有没有可能把《乐经》整理出来？在场的人包括刘延东副总理都很吃惊，说总理的记忆真好，还惦记着这事。“四书”“五经”中失落的最厉害、最彻底的就是《乐经》，别的已经给补得差不多了。《乐经》现在零零散散，追溯到最早的是周代晚期，大部分是到汉代。总体上能把它绵延下来，没有中断，就是很罕见的。总理最后说如果有谁发现这个，要多少钱我就给多少钱。

　　古老文明的延续能力，最强的就是中国和第五大文明古国希腊，有西方史学家认为古希腊也是古老文明国家，古希腊人的两项创造发明，对人类很有作用。

　　古希腊人的第一项伟大贡献是创立了哲学。亚里士多德发现植物学、物理学、生命科学、修辞学、诗学、语言学等很多学科之外，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需要设立一门新学科。这个学科叫什么呢？他想不出一个词来，于是把这部分内容编到了物理学的后面，就叫“物理学之后”，日本人将其翻译成形而上学，取自于中国哲学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也就是哲学，除哲学外，古希腊人还发明了逻辑学、修辞学等等。

　　古希腊人的另一个发明，就是奥林匹亚运动会。现在仍然每四年举行一次。古希腊人的发明非常有生命力，为什么？这和古希腊人对人的独特认知有关系。古希腊人认为最完美、最快乐、最幸福的生活是让高尚的灵魂寓于健壮的体魄之中。所以第一关心身体，第二关心人的灵魂。哲学安顿人的灵魂，奥林匹亚运动会关注人的健康体魄。

　　古老文明绵延最长的是中国文明。很多朋友可能看过《白银帝国》，作者是欧洲著名的经济学史家。书中记载，在唐朝西安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唐朝财富占全球的1/3，地球上十几人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唐朝用世界上十几分之一的人力创造了世界上超过1/3的财富。到了宋朝中期，中国创造的财富已经占到全球财富总量的40%。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大概占整个地球上人口的1/12。到了清康乾盛世，也就是清中期，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创造力仍然领先于世，这时候中国创造的财富大概相当于全球的17.5%左右。这些数据是由西方经济学家统计出来的。过去中国人研究经济学，不研究经济史。但在外国，经济史是很成熟的学科。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衡量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否，一个最简单、最直观的标准，是它的国民人口与国民财富的比例是否相配应。如果财富的比例超过国民人口的比例，就是发达国家，反之就是发展中国家。今天，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近20%，但是我们的GDP约占全球总量的16%，因此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哪一天我们创造的财富超过20%，就是发达国家。美国人口3.2亿，不到世界人口的1/20，但创造的财富占世界总量的20%，所以美国是发达国家。最近有一些人说，从购买力来算，我们已经是世界老大了，这种说法没有意义，购买力总量第一，人口总量比人家多出几倍，每个人分享的财富量是多少？我们在用词上还得谨慎一点。

　　中国五千年文明还有一个特点是多元包容性，所以我们跟别的国家不一样。很多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是单一的，甚至要求宗教信仰必须纯粹。几年前，我跟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聊天。他说：“你知道中国教徒最多的是哪个教吗？”“佛教？”我感觉应该是佛教。他说：“不，是基督教。”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外来宗教，不是我们的本土宗教，但是从来没出现过佛教受到保护，基督教不受保护。中国的文化极其宽容开放，这点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比如，道家建观，伊斯兰教建庙，基督教建教堂，从政府那儿批地及获得的其他支持都类似，事实就是这样，中国政府都是一碗水端平。

　　中国文化的容量、度量是很罕见的，连很多外国人都感到吃惊。我们这个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占绝大部分。最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很多政策倾向于保护少数民族，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汉族要实行计划生育，而允许少数民族多生。我们发现很多现代的蒙古青年已经不会说蒙古语了，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语种在快速消失，懂得的人越来越少，国家语言委员会马上开第二外语教学。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胸怀和雅量。要是在别的国家，你不会说本民族语言，可能被同化。但中国不是这样，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说的人种哪怕极少，我们也把它看作文化财富，正是这种极其健康开放的文化胸怀，使得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兼容并蓄，源远流长。唐太宗时，听说佛教不错，就派人去取经。中国人把域外的文化称作“经”，“经”就是经典的意思，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异族文化的敬仰重视程度，甚至超过对待我们自己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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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近代文化自信丧失的原因

　　认识中国文化要有时间概念，第一个概念是五千年，第二个概念是近代150年。然而，回望近代150年的时候，感觉到心情很沉重。

　　绵延不绝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应该是充满自豪的。但是到了近代150年，我们的文明开始落后了。晚清的时候，一开战明显打不过人家。1894年的甲午海战，是中国历史上沉痛的一笔。现在，中国为什么这么重视海军、重视海洋，因为我们不能把自己关在陆地上，我们必须走出去。“一带一路”既是一种战略选择，也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

　　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战争很多，甚至在某一些历史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比如蒙古人、满族，但他们对中国文化文明而言，并没有构成实质性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进入中原后，很快就融入了中国的文化文明，元代的帝王诗写得好，清代的皇帝对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热爱超过以往任何帝王。故宫有个三希堂，乾隆皇帝把王珣、王羲之、王献之的3件书法作品，存放在那里，经常邀请一些亲近的大臣或书法家跟他一起欣赏。据说乾隆皇帝每天上朝回来后就到三希堂看一会儿，而且乾隆皇帝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写的诗超过万首，一个满族皇帝对汉文化的热爱到了狂迷的程度，可见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异族主政中原都没有对中国文明构成实质性影响，为什么甲午海战给我们的打击那么大，不就是个战役吗？这个战役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差点使我们国家整个没了。有人说，甲午海战是日本的战略失误，如果日本占领东北三省不入关，按照国际惯例占领50年就自然属于它了。实际上人心不足蛇吞象，日本并未认识到进入中原会“吃不下”，这也是日本民族的局限性使然。

　　甲午海战给中国人带来的打击是什么？一个自视强大的中央帝国，突然被一个小国击败，这让国人没法接受。很多实业家包括人文学者没有意识到甲午海战的特殊性，我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在飞机上。商务舱里都有《参考消息》，那一天的《参考消息》用了整版讨论甲午海战，而且撰文的都是近代史的高手名家，这引起我注意，读完那些文章以后，对这段历史的意识也越发清晰了。甲午海战对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相当于篮球巨匠姚明被一个3岁的小孩击倒那样让人不可思议，在逻辑上，这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日本人也没想到过甲午海战会是这样，战争前，伊藤博文一直在犹豫，直到有一天，李鸿章带他看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实际上是和日本舰队同期从德国引进的装备，设备、吨位都差不多，中国甚至还略好一些。但是伊藤博文在参观军舰时，发现舰上有的炮弹已经潮湿了，用手一摸炮筒，上面厚厚的灰尘，他就觉得可以跟中国人打一仗，一打果然打赢了。而这一战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的打击太大，邻居一个长期向我们学习的跟班小兄弟，突然一出手把我们给打倒了，中国人怎么也想不通，因此带来的文化焦虑感无比深重。

　　不要说19世纪末甲午海战时期的日本，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跟中国的差距都是相当大的。读《鲁迅日记》就会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如果说某一位小姐穿的是日本货，她会无地自容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的日本货就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粗糙、虚假、品质差，在当时的上海滩，最骂人的话就是：“你穿的是日本货？”如果在舞会上被问到这话，往往一个晚上舞都跳不好，最后灰溜溜地离开，当时的日本在中国民众心目中就是这么落后。

　　甲午海战让一个东方巨人倒下，让一个中央帝国破产，而且它给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带来的打击无比沉重，怎么评价也不夸张。从此以后激进派、保守派都觉得中国不行了。开始以为是技术不好、器物不好，因此张之洞、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后来发现那些东西造出来了也打不过人家，那怎么办？不是技术的问题，不是器物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光绪皇帝也觉悟了，于是与戊戌六君子一起搞制度变革，慈禧横加干预，戊戌变法失败了。

　　为什么清朝制度改革搞不成，慈禧为什么反对？观念问题、文化问题，尤其是价值观念的问题。20世纪初中国爆发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纷纷质疑中国的传统文化，说中国文化不行，连汉字都不行，有的人甚至开始怀疑人种也不行……

　　今天强调文化自信，实际上我们要追问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文化不够自信？什么时候开始不自信的呢？甲午海战以后，近代150年的历史一定要仔细读。

　　陈独秀说，吾民之觉悟的最后觉悟是什么？是道德文化觉悟。

　　早些年，北京大学王选教授被称为当代的“笔圣”，一个重要的考量是什么？在计算机网络时代，如果以象形文字为底本的汉字不能够解决计算机输入问题，那将会是灭顶之灾，而王选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相当于再造了汉字。汉字成为网络语言，其价值是不可估量的。有人说：“汉字不代表文化。”也有人认为我们在全球开办了400多家孔子学院，又不能讲中国文化，只能教外国人学汉语、学烹饪、学太极拳、学剪纸、这太低级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

　　告诉大家一个历史事实：莎士比亚之前，英语在欧洲是三流语言，只有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才说英语，稍微有修养的人都说法语，所以法国人到今天也瞧不起英国人。联合国有五种工作语言，终极语言是法语，因为法语离拉丁文最近、最纯粹，语法最严格。为什么莎士比亚被称之为现代英语之父？因为莎士比亚改进了英语，使之变得比较规范、比较清晰。之前说英语的人之间经常产生误解，因为当时英语没有规范化。

　　今天，英语成为全球第一大世界语。我在北大求学时跟导师说，自己准备学拉丁文、希腊文、德文。他说，你学点希腊文就行了。我说德意志哲学是最好的，我必须学德文。导师给了我一本美国国家信息中心编的《信息时代》，里面有个统计表，通过英语可以获取世界信息总量的83%左右，通过汉语能获得11%点几的信息，其他的文字可能只有百分之几。如果要问，短短的一百多年不到两百年时间，英语为什么从三流语言变成世界第一大语言呢？答案非常简单，英美两大帝国造就了英语。反过来说，语言是帝国成长的见证。

　　二战以后，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今天印度人英语很好，为什么？整个国家在很长时间内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与我国东北的很多老人会说日语类似，因为日本人在那儿殖民了好多年。英国之后，美国强势崛起，这两个帝国的国语都是英语，所以英语就有了今天的地位。一个人如果不懂英语，懂德语、西班牙语或其他再多的语言，信息获取量仍是极其有限，因为语言限制了你。

　　近代150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外部的文化挑战导致我们文化信心的丧失，这是这150年的一个文化基调，后果是我们开始对我们的文化产生怀疑，不信任甚至怨恨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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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化自信的巨大变化

　　到今天还有人说，中国落后就是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那一套搞的。说出这种话是他自己没出息。怎么能埋怨我们的先辈先祖呢？今天的中国人文化心理是极不健康的，一遇到事情不好，要么赖祖宗，要么赖帝国主义，就是不反省自己。

　　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开会，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上海时飞机上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大概对国航的服务不满意，说：“就你们中国人素质低。”我听后半天没缓过神来，就问：“孩子，你是美国籍吗？”“马上就是了。”“还不是嘛，那你为什么说就你们中国人呢，你觉得你能把自己和中国人撇开吗？”“怎么撇不开，我才不信你们那一套。”好像我代表中国，她代表非中国似的。

　　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像这样轻视中国的孩子不是个别。

　　现在，很多“海归”纷纷回来，有的到我这儿求职，说觉得中国大陆别的都好，就是对海外留学人员优惠政策太少。我说，为什么要优惠你们呢？改革开放建设最艰难的时刻你们干啥去了，我们没日没夜地干，干好了，你们现在回来还优惠？所以我在教育部或在很多场合开会时都说，坚决反对两张皮，洋乌龟一定比土鳖厉害吗？好像洋博士、土博士就应该有两种待遇，就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对国内企业与合资企业实行不同待遇一样。自己瞧不起自己，把外人当做神奉起来，这不对，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这么干。

　　现在，清华大学教授的工资水平已经超过台湾教授的工资水平。我记得刚从北大来到清华的时候，王大中校长说：“要通过20年左右的奋斗，使我们的教职员工的工资平均水平接近台湾。”实际上，现在我们已经超过台湾。我现在跟学校提的建议是，对于来应聘的教师，不管他来自哪里，也不管他来自哪所学校，都要参加试讲，都要把写得最好的作品呈交上来。因为我在哈佛大学教过书，也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讲过课。我从来不认为世界上哪个学校的学生或者说教学水平一定比我们高。英雄不问出身，在国外大学混日子的照样有。

　　我这种心态，很少有人能理解。

　　我的专业是现代西方伦理，过去也是很“崇洋媚外”的。20世纪80年代，我经常到外面做学术演讲，一些学生和朋友常说，我演讲时1/3的英语、1/3的汉语、1/3的古文。最近一些年，我已经很少说英语了，我要讲中国话。我也不大说古文了，学会了很多老百姓的话，土得掉渣都没关系，只要听者明白就行了。

　　有些人现在很怀念民国，说今天的共产党还不如当年的国民党，因为腐败。

　　腐败确实是对我们党、政府的挑战。有的时候我也跟领导们说，群众的抱怨和瞧不起是有理由的，谁叫你们成堆地贪，清点一个处长贪的钱都能把点钞机给用坏，历史上哪个朝代出现过?即使和珅也没有贪污这么多钱。

　　但是，并不能因为党内现在存在腐败，就反过来把前面的都否定。共和国的诞生是有理由的，共产党替代国民党也不是偶然的。某一次战役、某一个回合的较量可能有偶然因素，但是改朝换代都有它的必然性，偶然因素不可能影响到这种程度。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包括前30年的意识形态思想主导，也有它一定的理由。因为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集团的对立和对抗，对哪一个国家和国家领导人都是严峻的考验。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认识传统文明和文化的时候，怎么样看待新中国的前30多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能割断，前30年后30年实际上是历史地连接在一起，这话意味深长。今天的改革开放不是说突然之间就变了，前30年和近30多年中国发生的变化，90后的年轻人大概很难想象。

　　我20世纪80年代考上北京大学，从广州第一次坐飞机到北大报到，那张机票92元，相当于两个月的工资。从机场坐车到东交民巷后，不知道怎么去北大，有一个扫街的大妈听说后，就牵着我的手从东交民巷走到中国美术馆前面，让我坐104公交车到动物园，再转332公交车到北京大学。她说：“孩子，104终点站的对面，就是332，如果你找不到332，别害怕，你坐回来，大妈在街道上要扫到8点钟，等到我8点后下了班，我带你去北大。”那时候北京的市民比雷锋还雷锋，我当时特别感动，眼泪都差点出来了。

　　开始在北京大学读书时，连饭都吃不饱，学生一个月才11斤大米，15斤面，9斤杂粮。我是南方人，每个月的11斤大米，不到10天我就把它吃完了，吃馒头咽不下，吃的眼泪巴巴的，那时候面票不能买米，米票不能买面，晚上肚子饿，怎么办？周围都是菜地，饿极了就去地里偷颗大白菜，回来煮着吃。我有一次偷白菜，被大爷给逮住了。“你为啥偷菜呢？”“大爷，肚子饿了，晚上受不了。”“你是哪儿的？”“北京大学的。”“一棵够不？，不够你再拿一棵。”

　　像那样美好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我现在看北京，就跟看万花筒似的，我是北大最早买车的，因为从美国回来，可以带汽车指标，而且在美国学会了开车，回来没车开，手痒痒。北京刚刚开始销售汽车的时候，只有三种：雪铁龙、捷达、桑塔拉。我到紫竹院的汽车行里买了车开回去了。那时候不堵车，北京的路又很熟，开车的感觉非常好。我现在开车一到城里，经常被罚。它变化得快，快得想象不出来。

　　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很羡慕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马路干干净净的。现在不羡慕了，北京的马路全世界最好。我儿子到纽约一看说：“爸，纽约的地铁太臭了，有人随地大小便。”纽约的马路不如北京，地铁也没法跟我们的地铁比。

　　中国近30年的变化是个奇迹，这个奇迹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国人文化上和心理上的“眩晕”。现在大部分人注意到文明这个层次，但在文化上是迷茫的。很多人不理解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老讲文化话语权。当国力重新强健，实力重新开始上升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有个问题：中国只有硬功夫，没有软功夫。所以在江湖上走，老是受欺负。中国人是世界上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只要让我们干，中国人创造什么奇迹都可能。但是我们发现在基于全球的经济贸易中，人家不需要靠实力，他们改变一个规则，我们的钱就成千亿地流失。

　　今天这个世界上的较量，我们已经到了问题的关口，就像步入了金庸笔下的武林。我想很多朋友一定喜欢金庸，我看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两天两晚不睡觉。真正能在武林中“箭步江湖”的，不是硬功夫有多好，而是软功夫有多强。江湖中最厉害的招数，不是你的棍、你的剑使得多么好，而是像“葵花宝典”这样的东西才最厉害，谁掌握了这个谁就牛。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最强大的国家力量的显示和国家力量的构成已然不是经济，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和平的年代里也不是航母、舰队，而是文化实力。

　　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今天，或者更长一点，从文艺复兴开始，整个现代社会的秩序由欧美人制定，英国的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经济的奥秘，英国早期的发明家发明了蒸汽机、纺织机这些足以推动或者启动近代工业产业的关键性技术。以英国、法国和20世纪晚期的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国家，创立了基于启蒙运动所建立起来的自由、平等、博爱、民主的核心价值体系。从经济上、制度上、价值观念上，构造了一个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现代社会秩序。我们从近代150年前就开始适应它、追赶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壮大自己。包括鲁迅先生都说，拿来主义。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西方的，我就学，中国人学得最快，因为中国人最开放。如果在北京长安街上看车流，十分钟之内从眼前过路的车有多少是国产的，有多少国外的？反过来，到东京的街头做同样的实验，看看有多少是国外的产品，有多少是日本的？到韩国街上走，基本上看不到非韩国的车，包括日本车都很少见。

　　我有一位日本东京大学的朋友，前年到他家，他说：“我又换车了，你注意没有？”我说：“你那个车不挺好的吗？”他说：“我要支持丰田汽车公司，又买了丰田的电汽车。”这是一位大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对民族工业的认同，中国的教授有吗？我听说最近世界上的豪华车80%的销量在中国。山西有个老板，因为一次偶然的原因，自家买了十辆豪华车，他请我参观他家里的汽车存储。我说你买这么多车，保养都花很多钱，你用得着吗？他说自己北京受了侮辱，为了尊严，我买了这么多车。原来，在一次北京的国际车展上，他看到一辆好车，就伸手去摸那个车。一边的车模说：“你不能随便摸。”因为参展的车刚刚打了蜡，这老板就很生气，觉得尊严受到伤害，所以他就赌气把那车买了。后来他买豪车上瘾了，看到豪车眼睛都发光。

　　近代以来，中国人心里、眼里全是西方的先进文明，其实就是文化失去了自主。以至于世界的标准体系、规则很少有中国参与的份。到了现在这个关键时候，如果我们再没有软功夫，没有话语权，无论我们创造多少的财富，人家动动心思就可以掠夺走，过去是动枪，现在是动口不动手，但是我们失去的比过去一点不少，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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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文化软实力是当代的核心力量

　　文化软实力，是我们国家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所必须具有的新的力量。如果这方面上不去，还是过去那种被引领的心态，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今天的物质财富可以跟唐、宋相比，但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没有了。不再像先辈们那样自豪、那样豪迈。不知不觉地失去了文化的自我，是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不仅普通民众，包括很多领导人也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中国的崛起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没有软实力。原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说，中国没有软实力，就像使用的电脑只有硬件，没有软件，所以她不怕。

　　为什么党中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发展策略，主动出击，其中就包括在世界各地建孔子学院，这是作为国家战略布置下去的。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包括大家知道的著名股神巴菲特，都鼓励他的孙女学中文。有人问过巴菲特，你为什么让孩子学汉语。他说，让她学中文就是给她未来，因为相信以后中国的发展，一定是世界老大。

　　中美两国都差不多96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美国的有效国土面积要远多于我们，但是美国的国民人口历史文化积淀不如我们，所以美国人强调的是创新。我师弟在美国波士顿的港湾买了房子，是已有12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我到他家里去住，看到他家壁炉太粗糙了，就建议他改装一下，他说：“不能改，贴了椭圆形蓝色标志的，是超过100年的房子，改装要跟市政府申请，那是文物。”100年是美国历史的一半，当然要保护了。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是犹太人，他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但近代以来，这个民族有一种能力减弱了，就是思想的能力。”犹太民族跟中华民族一样，也是多灾多难的，犹太人甚至很长时间没有国土、没有祖国，好不容易有了中东丁点的地方，又缺水，而且周围全是阿拉伯国家，一天到晚都紧张兮兮，但是犹太民族有思想。

　　我在哈佛大学看过一部片子《影响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者》，10个人中8个是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等，都是犹太人，左右当代世界发展方向的是犹太思想者群体，而不是美国人，但这些人都是在美国发财的，犹太人掌握着美国半数以上的经济和金融业，而且可以左右美国的政治，比如克林顿当政时遭到国会弹劾，理由很小，就跟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那点事，关键是因为总统在政策上偏向巴勒斯坦，犹太人不高兴了。犹太人的厉害之处在于，不仅能左右美国国会的选举权，还可以左右美国的国策。

　　我们这个民族过去不缺思想家。世界上印刷量最多的读物是《圣经》。第二是什么？《道德经》。第三是《论语》，第四是《古兰经》，第五是《易经》。在前五位世界级经典读物中，中国有三种。但是这有一个很细微的差别，《圣经》背后有强大的教会组织推崇，现在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下榻任何一个宾馆，床头柜上都放一部《圣经》，可以带走。而《道德经》受推崇是因为思想好，大家愿意学，愿意从中吸取智慧，所以译本多。《论语》闻名世界也是如此，日本人说，半部《论语》就可以治理天下。我们先祖的思想，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很大，到今天还是这样。

　　有人专门研究过近代上百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知识背景，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做的某种成果是很特殊很具体的，然而他们的学术和思想关切即知识面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清华的经管学院现在开了一些通识课，经济学专业课只占所有课程的40%，60%是非经济学类课，这是依据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教学经验改进的，而且清华也在开展PPE项目。什么叫PPE？二战以后牛津大学新设了一个项目PPE专业，第一个P是哲学，第二个P是政治学，第三个E是经济学，把这三个学科综合在一起设了个特殊专业，后来发现这个专业的效果特别好，二战以后英国的内阁首相75%出自这个项目。

　　今天这个时代要面对什么，要用什么来面对？面对现在的问题，要重建这个国家的民族认同，大家一定不能忘记我们这个民族的完全统一还没有实现。蔡英文还天天来闹别扭。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十分关键的。

　　犹太人为什么强大？有个很好的故事，是我的见闻。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有一个民族人种研究所，他们有一份关于世界人种的研究报告，但没有公布，结论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人类各种不同人种中，有两个民族是最优秀的，犹太人和中国人。我问为什么不公布报告？他们说：“不好公布，哪有自己说自己是最优秀的，而且在世界很多地方，人种问题常常是政治问题，二战有深刻的教训。”这个报告中有很多客观标准，其中有一个标准，英文叫productivity，即生产性或生产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富创造的能力，二是人类自我生产的能力。财富创造的能力犹太人、中国人都很优秀，满世界的中国人以勤劳刻苦闻名，只要有机会就能创造财富，就饿不着。人口自我生产的能力，如果不是实行计划生育，中国现在差不多十七八亿人了。所以我们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但是报告中说，现在有第三种能力，就是思想、观念的创造力，因为世界越开放，人类的大脑、思想越复杂，思想调控的方式手段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这个是仰赖于文化的。

　　中国没有统一的国教，所以文化认同的问题比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重要。

　　我们为什么对台湾修改教科书特别敏感，就是怕久而久之台湾人对大陆不认了。过去教育部的中小学教材我都不参与，最近我接受一个新的任命，就是国家中小学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最后审定委员会。我为什么接受呢？过去我也不理解日本为什么每年都审定教材，后来我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地理教材上面的国家版图上连海南岛都没有，更不用说钓鱼岛了，这是不是很荒唐？日本人可以拿着咱们的教材说，你自己的地图里都没有钓鱼岛，凭什么说钓鱼岛是你们的？我们的教材里面的确没有，这是一个问题。中小学教材编写的问题，实际上可以演变成一个很重大的政治问题、国际问题。

　　我要告诉大家，当今时代，文化不是一种纯粹的文化问题，这个世界有个新的概念，叫民族、国家和全球化时代，中心问题是民族的文化政治问题。有一些老板对我说，搞文化产业不容易。我说，搞文化产业，是要有使命感的，如果只是有商人的算计和预测是不是划得来，我劝你先别搞文化。如果你有犹太人的那种献身精神，你要为这个民族做点什么，那就去从事文化产业。

　　文化问题，涉及到民族问题，涉及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因为我们国家没有统一的国教，因此文化的问题就上升到具有国家政治，精神信仰的意义。过去有人建议把儒家看成一种宗教，我说那不妥。我在清华哲学系时，聘请了一个外教，这个小伙子强调精英政治，他认为中国的精英政治优于美国的民主政治。有一次早晨上班时，他对我很严肃地说，“你昨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没有，有一条新闻，一个河南大妈在她家的后院同时供奉七个不同的神，这怎么可以呢？”我一听就知道问题所在了。在他看来，宗教信仰必须要唯一，因为他是犹太人。我告诉他，不是那个河南大妈不严肃，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中国的宗教是民间宗教，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搅在一起，比如说希望家里平安，就供奉个灶神爷；希望做生意发财，就供关公；希望家里添个孙子，就供个观音，不要说供奉7个神，供奉17个都没有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它是文化化的宗教。

　　在我们的文明文化传统中，宗教更多的是文化，不像西方那样宗教和文化是相区别的，更不像梵蒂冈那样是教会国家，正因为如此，今天文化的担当特别多。如果有统一的国教，国民的信仰问题、认同问题就不成问题，像日本、英国这样的国家有王室，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是自然而然的。

　　经常有人说，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很自豪。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最淡薄的。我研究现代西方伦理，观点都是最前沿的，今天尼采的，明天弗洛伊德的，一天到晚就很亢奋。但是后来我到国外去的越多，经历的越多，我对国家看得反而越清晰。所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去国方知故国愁》，离开这个国家再返回来，才知道这个国家问题在什么地方。

　　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能够做什么，要到哪里去？这些问题都是很重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终极回答都必须立足于文化中，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谈文化，不是说谈经史子集，谈儒释道，就是想告诉大家，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有文化意识、要建立文化观念，要思考文化问题。

　　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文化意识问题。我们不能用过去的老眼光去看文化，要站在新的时代高度，才能理解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战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战略。凡是技术和资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都能够做得很好，然而当技术和资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怎么建立和拥有中国文化的“葵花宝典”，这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包括政府、领袖集团到普通老百姓都必须思考的问题。

　　现在国家这么强调文化自信，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说我们不想文化自信，是没有足够的文化资本，特别是我们自己创立的新文化资本能够让我们自信，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万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