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社会主义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主义信念是个大问题。苏共解体实际上是因为大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道路失去了信心。当党内的人员都“跳船”的时候，这个制度必然瓦解。所以，社会主义信念对党和国家都很重要。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信念问题非常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二六”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党要明确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这些问题在十九大报告里表达得非常清楚。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改革开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具体反映在哪里呢？

　　道路上，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理论体系上，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

　　制度上，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

　　文化上，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十九大报告还进一步强调，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等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因为选择了这条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警示，“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现在中国逐步走向世界中心，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就是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的。在十八大以前，乃至十九大以前，舆论场上的左右之争其实是很激烈的。争论什么？争论的就是道路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个制度、对这个道路、对这个理论认可度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讲，这不是问题。但也不能否认，很大一批人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的疑虑。当然现在没人再谈旗帜到底能打多久的问题，不过是不是坚信这个需要打个问号。

　　为什么十九大那么重视道路问题？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改革过程中走得那么远，但在本质问题上并没有变，为什么？要阐明这个问题并不难。十八大报告就提出来，政治体制改革两个不走：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要坚持？因为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不同的人文传统，不同的制度设计，不同的权力运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其他国家的制度拿来套用，制度问题是不可复制的。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看不见的手——自由主义经济构成了西方的小政府大社会。这就会出现一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现象，如：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因缺钱部分关门，议会给钱后又重新开门；美国阿拉斯加州塔尔基特纳市曾让一只小猫咪当市长，已经当了十几年了；多年前，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选镇长，通过抽签选出来的镇长多大？三岁。滑稽不滑稽？滑稽！但符合西方逻辑，因为它所有的制度设计就是限制政府权力，因而构成了小政府大社会。西方很多社会权力分解到社会组织、公益组织、非政府组织。每一万个人之中拥有的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法国110个，日本97个，美国54个，中国3.37个。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权力集中在政府，因此，中国从社会管理到理论设计、理论研究上都与西方国家不同。

　　改革开放之初，曾有人从美国回来后拿出自己和美国的州长、市长的合影照片，吹嘘州长、市长都是他哥们，跟他做生意，让他赚了不少的钱。实际上，这是忽悠人的。因为在西方国家，有精神问题就去教堂；有司法之争就去法院；想赚钱就去市场。做生意找市长几乎一点用没有。挪威央行行长请外宾吃饭，多上了一盘鸭肝，被媒体披露后引咎辞职。州长、市长请人吃顿饭等社交活动是受限制的，但是你如果跟州长、市长提出一起照个相，他们会很高兴的。这一点与国内不同，在中国别说找省长、市长一起照相，就是与县长合个影都不容易。

　　中国政府掌握的资源多，政府官员将大量的精力用在权力运作模式里，与西方政府权力运作的逻辑、模式有着明显差异。因此，我国与其他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希望开展五年、十年或更长时间的战略规划合作，结果一提这个问题，他们就犯懵，选举体制下任期三年或四年，一到期他就下台了，怎么能开展五年、十年的合作呢。中国不仅开展五年规划、十年规划，还有“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再到霍布斯、卢梭，他们的理论就是社会契约论，契约关系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公权私权界限分明，公权不能侵犯私权，私权也不能侵犯公权。

　　在美国，你如果到一个农场去问，你的农场哪儿来的？他会告诉你，我爸爸给我的，你爸爸的农场是哪儿来的，我爸爸的爸爸给他的……百年历史一数清清楚楚。在中国你要想搞清一块土地哪儿来的？门都没有。当年中国共产党带着农民闹革命，把地主的土地给分下去了，实现了中国第一次土地变更；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土地收上来了，第二次土地变更；改革开放分田到户，第三次土地变更；现在实行土地大流转，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来，再延长30年，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土地的又一次变更。一次次变更后，你问某个人，你这块土地哪儿来的，他肯定说不清楚。可见，中国共产党执政要比西方政党执政难得多，有大量的规律是需要探索的。

　　西方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与我们党的集中权力、党领导一切大不一样。我们承认西方创造了现代文明，但是适合他们的未见得适合我们。比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这些是不是文明成果，应该是。它是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文明成果，这种文明成果适合西方。中国与西方国家历史进程中的路径不一样、阶段不一样、发展状态不一样、人文品质不一样、素质不一样。因此，对于西方的文明成果，我们可以借鉴，但复制一定要出问题。

　　民主确实好，这是毫无疑问的，共产党就是靠民主起家的，但是中国有自己的民主模式，照抄西方的肯定不行。西方的民主模式背后有强烈的契约精神，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和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时，希拉里的总票数高出特朗普200万票，但是特朗普的选举人票数多，所以特朗普当选总统，希拉里还要向他祝贺。把西方的票决模式用于中国执政党的选举行不行？直接套用，肯定不行。咱们党内现在的民主选举，例如十九大候补委员就是按选举票数排序的，谁在前面谁优先递补。但是有些情况是不能运用票决的。如果一概实施票决会不会更好呢？不见得。我们有些方面还没有解决公平正义的问题，人际关系、潜规则还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的选举模式、规矩还得进一步完善。干部的选拔任用，如果完全看票，平时工作中优秀的、敢担当的、不怕得罪人的，很有可能在选举中被排挤掉，而善于拉关系的那些人可能得票反而多。当然我们党目前正在清风正气，情况正在好转，但是党内反腐正风也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不能完全以票论英雄。

　　法治也是这样。法治不是有了法律条文就是法治了，法条很重要，但只有法条成不了法治。孟德斯鸠《法的精神》说得很明白，公众必须信仰法律，对法律具有发自内心的神圣感、认同感。

　　西方的法治有深厚的人文传统。西方文明有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西方的宗教也是一种契约关系，是“神与他的选民的契约”。犹太教是3400多年前摩西跟上帝的约定，《摩西十诫》是上帝制造的秩序，让以色列人遵守，那不就是契约吗。基督教是什么？是耶稣与上帝的约定，已经有2000多年了。影响西方成文法的《十二铜表法》，是公元前450年左右矗立在罗马广场上的，距离现在2460多年。1215年由英国国王和贵族们签订的《大宪章》到现在800多年。当年英国第一批清教徒走向“五月花号”船的时候，签了《五月花号公约》，踏上北美大陆，有了美国。英美法系是判例法，前面有案例，后面照着判。英国还有一个法叫衡平法，完全靠法官的道德良心来判案，但是它在英国就能够存在，因为其深厚的人文传统奠定了法治的根基。

　　中国历史上就有以德治国的传统，潜规则还起着很大作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法治能不能完全套用西方、复制西方的呢？从近几次中央全会的内容看得出来，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很清醒。社会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许多年前，北京有位先生坐火车从北京到郑州，他买了座票，上车以后却没座，站到郑州，他因此状告铁道部要求退他五块钱。最后法院判他败诉，给了两个理由：一是操作困难；二是无论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体重相同。这很荒唐！操作上一点都不困难，印票时票面上注明：座票105，站票100，卖完座票卖站票，很好办。再说了，体重能成为票价的标准吗？火车上的卧铺票价明显高于座票，如果按体重标准，我躺着、坐着体重都一样，那为什么卧铺票要比坐票多收钱？法院给出这样的判决，什么原因？因为判这件案子的法院叫铁道部法院，到铁道部法院告铁道部，用老百姓的话说，那不是等着挨收拾嘛！所以，在潜规则盛行的情况下推行法治，我们必须坚定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中国跟西方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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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权问题上我们也要争取主动权。这些年，中国跟西方特别是跟美国争论最激烈的是什么？人权。过去，美国每年都发布中国人权白皮书批评我们，中国反复地给自己辩护。再往后，中国每年发布美国人权白皮书，主动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受观念和话语系统的影响，主动性不够。十多年前，我看到中国报纸上发的美国人权白皮书，拿过报纸看了一段就放下了，感觉话语系统不行。比如开场就讲，美国存在种族歧视，特别提到黑人歧视，美国有没有黑人歧视问题，有。但是这种现象存在也不能把它说得太严重，因为美国刚卸任的总统奥巴马就是黑人。你说这个国家歧视黑人，人家却选了个黑人当总统，逻辑上不好解释。而且有一年曾经做过调查，结果发现黑人妇女收入比白人妇女高6%。这次特朗普竞选总统为什么成功？其中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白人觉得自己被歧视了。实际上，中国人在美国的政治地位不如黑人高，看看美国的警察、好莱坞的明星，除了白人就是黑人，华裔、华侨没几个。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思考。

　　我夫人在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了四年，回来以后感触最深的是：在哥伦比亚，你见到总统或者清洁工，都是一个称呼：某某先生，某某女士。中国呢，天津大爆炸中牺牲了很多消防员，发放抚恤金时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是否一样多，为此争论不休。李克强总理讲，英雄不问出处，最后按一个标准发放了。实际上，我们存在着严重的等级歧视。我这样讲，是强调中国跟西方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人文基础不一样、制度设计不一样，他们行之有效的拿到我们这儿就走不通。我们的好东西呢？西方也复制不了。

　　我们有什么好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做了很多大事是西方国家学不到、办不成的。这几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超乎寻常的担当精神、执行力、决策力，做了很多此前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所有的成就归结起来，不就源于党的领导能力强、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上有独到的优势吗？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确实是西方国家学不到的。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从濒于崩溃到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不羡慕吗？美国有个家庭主妇认为中国的产品大量销往美国，影响了美国就业，宣称一年之内不买一件中国的产品，但是坚持了半年就坚持不住了，还得买中国产品。所以，中国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当然这其中也包含着世界对中国的认可。

　　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第一个节目是3000人击缶，场面非常震撼。当时我们请了80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来参加开幕式，是历届奥运会贵宾最多的。有记者采访英国首相布莱尔，问他对开幕演出有什么感觉？布莱尔感慨地说，震撼！你们可以找3000人击缶，我在英国找300个人击缶都找不到。看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什么感觉？我感觉很多时候是一些人在场地乱跑，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有的节目只彩排了一次，导演告诉演员那边是终点，你上场后跑到终点就行了。在中国的大型演出中上场后乱跑，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雅典奥运会、伦敦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一个讲个性，一个讲共性。一个重个体，一个重群体。这种差异怎么形成的？文化上来的。

　　古希腊位于地中海东部，即今天土耳其的小亚细亚、爱琴海一带，这里历史上海外贸易发达，贸易的特点是平等的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换，个性就发展起来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高举人性的大旗，工业革命将个性再一次张扬。在西方，如果一个人没有个性就当不了官，表现平常怎么能拉到选票呢。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是不允许有个性的，官员遵从就可以了，尤其元明清三代，这是中西文化上的差异。我们的文化有很多是值得骄傲的，糟粕也是很多的，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深思的。

　　中国文化的血脉，成就了文化之根。习近平多次讲要固本培源，文化的本和源，就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根，贯穿中国文化脉络的主要有：春秋的思想、汉代的开拓、唐代的包容、宋代的人文。宋代看起来文弱，但是血性男儿宋代出了多少啊，辛弃疾、岳飞、文天祥……南宋王朝败退到崖山后，10万军民和皇帝一起跳海殉国，宋代人的铁血性格是文化塑造出来的。但是，元明清三代700年间，整个民族就跪下了，跪下来就没有独立人格。其实，这不仅是官员的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问题。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他们从进入文化知识领域到离开这个世界，一直在进行文化创造、思想创造，无心做官，因此比较容易在思想上出大成果。当官的逻辑和当知识分子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当官是遵从的，知识分子是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的。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就不再有思想文化上的独立创造了。

　　欧洲的文艺复兴，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几百人，没有一个是体制内的。当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体制内的，在中国现有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也是可以独立思考的，那么能不能担当起思想文化创新的职责呢？所以，习近平一再强调知识分子要有担当。

　　我们的优势，比如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从制度设计上来的，同时也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人文传统有关。我们的价值观重集体、重国家，是由国家而个人。西方价值观是重个体，由个人到国家。思维和价值判断不一样，这种人文传统决定了中国和西方走的路也不可能一样。我去过罗马梵蒂冈的签字大厅，有四幅穹顶画，是拉斐尔画的，其中有一幅叫《雅典学院》，十几个思想家指点江山，告诉执政官你得这么干。执政官说，好，就这么干了。再看看北京的清陵道路两边文武官员的雕像，是指点江山的样子吗？什么原因，有人说材质的原因，西方是大理石雕刻，很细腻，我们是花岗岩雕刻很粗放，我说不对，文化的原因。人的性格是文化塑造出来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东西方可以互鉴，但不能复制。

　　一个民族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为什么走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是由文化性格决定的。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塑造这个民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个体潜意识是后天的结果，集体潜意识是文化沉淀延续的结果，它是一种血脉传承，谁也跳不出来。文化是一步一步地延续过来的，是不能切断的。鲁迅说，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咱不仅离不开地球，咱都离不开一个文化环境。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说明一个基本的道理，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唯一的选择。

　　持全盘西化观点的人，根本就没搞明白问题的实质。看到西方国家某方面好，就认为那里什么都好。西方的好东西可以借鉴，套用不了；中国的好东西其他国家也可以借鉴，也套用不了，这就是文化的强大力量。也就是说，制度设计是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的，因此决定了我们只能走自己的道路。

　　今年二月份我发了篇文章《左右之争挥之不去的原因》，新加坡《联合早报》有专家评价说，这样的文章在当前情况下能登得出来，他很吃惊，对作者的胆识和见识非常钦佩。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研究建设问题、研究规律，说得尖锐些并非坏事，中国现在是包容的。左右之争挥之不去的原因，正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但也确实存在左右之争挥之不去的问题，原因何在？西方文化侵蚀，价值观冲突，颜色革命，等等。西方确实试图用他们的文化改变我们，但在谈及文化入侵这一问题时，我们还得适度，为什么呢？过度强调这一点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自我否定，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讲得很清楚，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如果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西方，那不成了外因决定一切了嘛。我觉得最根本的恐怕还是我们自己存在一些弱项，譬如理论建设方面。所以近些年我们党非常重视理论创新。十九大报告里边谈到创新的时候，把理论创新放在很靠前的位置。

　　理论滞后导致了中国当前的困境。很多问题理论上解释不了，就难以解决信念的问题。许多年前，中央党校曾经对司局以上领导干部搞过一个问卷调查，最受困扰的是什么？排名第一的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竟然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能自信呢？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执政党是什么样子？执政党的成员怎样才合格？怎样优化党的领导？十二大必须解决。我个人认为问题并没有解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提出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解决了。我认为邓小平讲的是实践中解决了，理论上我们未必完全解决了。如果解决了，就不存在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的问题。为什么不争论？争论不起，在尚不具备形成成熟的理论认识的条件时，大家一争论，啥也干不成。然而从根本上来讲，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解决理论问题不行。

　　逻辑上讲，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一点问题都没有。当年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提出了社会主义道路，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开辟了革命这半程，执政这半程的道路探索就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了。马克思的世界观方法论，我们党必须坚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就会蜕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基础之上的，永远不能放弃。但是，也不能不承认，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理论也有历史局限。

　　比如，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解决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问题——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这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逻辑起点，革命的逻辑，因此就有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出来了，比如说当初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因为阶级剥削，因此就有了阶级斗争。今天，IT产业、金融行业、律师行业都是合伙人制度，实行股份制，模糊了剥削的界限。再照抄经典作家的那些观点来看待现实，再讲剥削、反抗、斗争、革命那一套显然行不通了。完全照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的理论，联系现实就对不上。

　　为什么我们党提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得跟世界对接。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解决了革命这半程的问题，执政这半程的问题靠谁解决？只能靠我们自己。所以我一直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思想家来解决执政这半程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能实现一个大飞跃，因为有了思想就有了理论，正确道路就产生了。所以，中国必须解决理论的内生问题，解决理论的突破问题。

　　当今世界有两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两大文化圈差异很大，文化的冲突，文明的冲突，宗教的冲突，当前几乎没有好的解决路径或办法。但是这也给中国带来机会，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华民族文化中有一点是西方比不了的，就是包容度。佛教进来了，伊斯兰教也进来了，基督教也来了，道教兴起了，咱都能包容下来，中华文化在兼容并蓄中源远流长。文化的包容度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版图扩大怎么来的？中国没有地理大发现，也没有西方的殖民史，更不是一个侵略他国的国家。有人说中国威胁论，如果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中华民族什么时候威胁过别人？中国文化是包容度非常高的、内敛的文化，不是一个开拓性的文化。中原一再被游牧民族打进来，中原打出去只有一次，就是汉武帝袭击匈奴，往西打，把匈奴打走了。匈奴西逃，把那里的游牧民族又赶跑了，形成了人类迁徙运动，最后把日尔曼民族赶到西罗马，摧垮了西罗马。中国打出去就只有这么一次。有人说，蒙古铁骑曾打到两河，但那个时候蒙古还没融于中原，不能当作中国的历史。中原人不侵略、不扩张，领土是怎么扩大的？游牧民族打进来，好，你打进来我就把你同化了，你那块领土就是我的了，进来一个同化一个，中原的版图就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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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包容度成就了中国的历史，也有利于解决世界的难题，引领人类文明前行。

　　解决中国的问题，一定要发挥中国本身的力量。我们经常批评西方，某种意义上真有点“我批故我在”的念头，通过批评别人证明自己先进并不可行，要通过讲清中国道路、中国理念来说服别人。西方有哪个国家天天宣扬自信的，几乎没有，但他们很自信。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一再地讲，但总有人不自信，什么原因？不是我们没有做好，共产党做得很好，改革开放三四十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从濒于崩溃跃居世界第二位，世界高度认同。关键是理论上没有突破，没有真正讲清楚发展中的问题。

　　当前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宏大设计，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什么叫理论真正完成了呢？借用佛教的禅语说明。达摩祖师的弟子问，人怎样才快乐？达摩回答，四重境界，第一重境界，把自己当成别人，这叫无我；第二重境界把别人当成自己，这叫慈悲；第三重境界，把别人当成别人，这叫智慧；第四重境界把自己当成自己，自在。自由自在，自给自足。不通过别人证明我，只通过内生的逻辑、科学的定律，就足以推导出我的路径和结果的理论。当理论问题解决了，国民的自信问题就解决了，因为我们实践成果够了，理论上能够说服人的内生的逻辑出来，当然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要害就在于理论突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理论界在研究，我们党在研究，我们的领袖在引领，十九大报告就是个最好的力证。我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为此写了三本书，《大思想》《大战略》《大智慧》。

　　《大思想》提出了核心命题，就是我们党革命的理论必须升华、突破，要产生新政治观，因为政治观或者政治路线决定一切，政治观的突破是根本突破，必须从革命的逻辑走向执政的逻辑。《大战略》阐述了从核心思想变成战略设计的问题。今年出版《大智慧》，我试图在《大智慧》里分析或解决那些制约我们前行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共产主义的路径在哪里，社会主义是什么，革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马克思的两大发现的现实存在，共产党的执政成本等几十个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党需要实现超越的。这些问题解决起来非常艰难，但是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难题。

　　我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感觉，很多问题、矛盾是串联在一起的，解决第一个问题时，发现第二个扣着第一个问题；解决第二个问题，发现被第三个问题扣着；解决第三个，又被第四个扣着；解决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最后一个问题扣着第一个问题。问题看似无限循环，怎么办？解死结，一剑砍开，这就是新政治观。当然这是我的理解，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在这些年的研究过程中，一段时间我还是有所调整，调整到哪里来呢？调整到研究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思想理论。我之所以把重心转到这里来，是有原因的。有一次中央一个部门约我去交流的时候，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认为我们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要注意哪些问题？我说三大问题：误读、曲解、过度解读或解读不到位。有些人讲解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可以说南辕北辙，有的甚至就是讲自己的观点，用习近平的讲话来证明自己是对的。是大家故意这样做的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没有弄清习近平系列讲话里面的根和本，这个搞清了，才能够避免乱解读。

　　在十九大以前，如果让专家来讲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敢说他说不清楚；思想路线是什么，也很少有人说清楚。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有没有，有，就在他的一系列讲话里边，但是需要我们党把它提炼出来，大家才能有所遵循。

　　两年前我就开始研究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政治方略。我认为，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是开创文明。毛泽东讲阶级斗争，他要站起来；邓小平讲和平发展，他要富起来；习近平讲的是强起来，中国大国崛起，立身于世界。我们党研究的规律也包括研究人类文明前进的规律，就是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到引领作用。所以习近平的政治路线是开创文明；思想路线是改革发展，发展靠改革而来，改革推动发展；执政方略就是“新常态”“四个全面”，很清晰。

　　今年初，我就十九大的有关问题给中央写了两个内参，习近平同志作了批示。一个理论工作者提出的建议，原本是想让有关部门参考一下，结果党的最高领导人作了批示，这不仅是姿态问题，也是方法论的问题。此后我又写了个内参，刘云山同志作了批示。在中宣部领导召集的座谈会上，我也谈到一些相关建议，他们回复说，充分地吸收意见，已经给中央报了。

　　近年来，我主要是研究理论问题。我觉得困扰我们前行的主要是理论问题，不是实践问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资源调控力相当强大，世界上没有几个政党比得了，但客观地讲，我们备受制约的就是理论问题。

　　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里边有政治路线，有思想路线，也有政治方略。这点很让人兴奋。习近平的最新指导思想出来以后，左右之争迎刃而解，不能说所有疑惑都解决了，但是逻辑上是解决了。一个领袖的伟大，关键看他的思想创造、思想引领。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理论建设问题，提出了很多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观点。比如，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大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真理，只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这个判断极其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犯过错误，吃过亏，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天条，别动！”都不动怎么有理论突破、思想突破呢，没有思想和理论的突破，怎么让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不断发挥生命力？习近平还提出，不要把一般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学术问题，他对此进行了切割，这也很重要，唯有这样切割，才能避免自由化泛滥。不看中国实际，照套西方的，这是立足点、思维方式出了问题。同时，对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切割，就可以使管理部门避免政治泛化或泛政治化。政治也是需要前进的，如果理论研究固守“政治问题，别动”，还能有政治文明吗？所以，十九大报告厘清了几个关系，引发我们思考，这极其重要。

　　习近平讲过一个观点，就是两个“互不否定”，“不以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三十年，也不以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毛泽东选择革命的道路，在经济领域选择计划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看到在当前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恐怕不行，苏联、东欧及中国的实践都证明计划经济这条路行不通，因此他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路，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只是路径选择有点区别。两个“互不否定”打通了两者的精神脉络。习近平还提出了大国道路，当三点成一线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就清楚了，这逻辑一出来，我们的理论自信就解决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有了正确理论作指导。

　　所以，我们要读懂习近平，关键点是“五个大国”，大国领袖，大国胸怀，大国思维，大国意志，大国道路。目标是引领我们走向大国崛起。

　　大国就要有大胸怀大包容。习近平在年初大会上讲，宽容、包容知识分子错误，哪怕批评错了。党有这种胸怀的时候，怎么能不营造一个生动活泼的、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呢？当大家积极性都调动起来的时候，习近平所设想、期待的“需要理论也能够产生理论、需要思想也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注定很快到来。当这个实现以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会化为现实，十九大设计的宏伟目标就能得到实现。

　　（国防大学军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教授  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