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与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的奋斗历程，可以概括为三件大事，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三大历史性贡献：第一件大事和历史性贡献就是，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第二件大事和历史性贡献就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制度前提和物质基础；第三件大事和历史性贡献就是，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勇前进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良传统与作风。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三大优良作风”，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主张理论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待群众的态度。批评与自我批评，反映的是共产党人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态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几乎在每一次重要讲话中，都要讲继承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讲密切联系群众，讲批评与自我批评等问题。三大优良传统与作风具体体现在实事求是、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敢于牺牲、勇于担当、谦虚谨慎、独立自主、调查研究、努力学习等等方面。这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与巨大政治优势，是保证党的发展、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强大动力。

　　今天，我就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的形成发展历程为大家进行一次梳理，看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是怎么形成和确立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是怎么继承的，在新时期和未来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又面临哪些挑战。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形成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这是世界战争史上一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案例。到现在为止，西方各国一直都在研究其中的原因。1921年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一共只有51名党员，一大代表也只有13名。发展到今天，我们党已经有8900多万党员。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党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原因当然很多，有主观的、客观的，有国际的、国内的，但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形成与确立。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的支撑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理论是革命的先导和指南。毛泽东多次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我们党需要什么样的理论，需要什么样的学问呢？1921年党成立以后，党内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主张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经验，实际上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另一种以毛泽东为代表，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

　　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明确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这篇重要著作原名不是《反对本本主义》，而是《调查工作》，发表之后遗散了很多年。1961年在福建找到后，毛泽东非常高兴，把它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印发全党学习。毛泽东一直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深恶痛绝。他说：“我一生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迫害达二十多次，差点开除党籍。”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首先整的就是主观主义，也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他形象而深刻地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时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已，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香的马克思”，什么是“活的马克思”？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实事求是。

　　自1921年成立之后，党内一直存在多种错误倾向，包括陈独秀的“右”，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左”。什么叫“右”？“右”就是守旧、落后。什么叫“左”？“左”就是激进、超前。王明是“左”的集大成者。1931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由其老师米夫扶植，成为我们党的最高领导者。后来，由于在上海的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他就去了苏联，成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候补中央委员，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博古成为他在国内的代理人，他实际上扮演“太上皇”角色，对国内革命进行遥控指导。1937年11月王明回国，毛泽东亲自到延安机场迎接，说“这叫喜从天降”，称王明是“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我们太需要你了，需要你回来指导中国革命。”王明回来时确实迷惑了一批人，因为王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能倒背如流，深受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器重。王明回国，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跟王明的斗争和争论的开始。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和王明之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之争，就是要不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王明回国之后一段时期又犯了“右”的错误，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放弃领导权。王明从“左”到“右”，思想根源实际上都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也就是一切听共产国际的，一切听苏联的。这场斗争的分水岭是1938年9月到11月召开了将近两个月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人事组织上不占上风，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已经占上风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在革命年代，我们党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问题，解决了思想信仰、团结统一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理念解决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落地了。

　　毛泽东说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第一是一个前提：“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他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 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第二是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具体特点相结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第三是两个基本要求：“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也就是要把中国历史、中国国情搞清楚，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为了把中国历史、中国国情搞清楚、搞透彻，毛泽东一生很少出国，只在建国初期两次到过苏联。他年轻时很有机会出国留学，因为他曾经亲自组织、送一批又一批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包括他的好友蔡和森、蔡畅。当时就有人问毛泽东为什么自己不去留学，他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对于马克思主义要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毛泽东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以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让老百姓都听得懂，看得懂，入脑入心，从而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共鸣性，解决好将马克思主义付之于行动的问题。毛泽东小时候读的是四书五经，但是他很少有之乎者也的话，讲的都是大白话。他说军民关系是鱼水关系，说党群关系是树木和土壤的关系，都非常形象生动。他在土地革命时期说打土豪分田地，于是广大老百姓前仆后继跟着共产党干，因为这样大众化的语言能立刻引发老百姓共鸣。这种语言既简单明了，又能引起群众共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对此提出要做哪些工作呢？第一，加强学习。高度重视学习、善于读书学习，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创立了将近三十多所学校，力度是空前的。第二，树立典型，树立模范。树立的典型模范既务实，又涵盖了不同层次，使大家都能见贤思齐，比如白求恩、张思德。第三，领导人要率先垂范。领导带头，上行下效，要求别人做到的，领导人先要做得到。第四，整风。1942年到1945年延安整风，开创了我党整风的先河。什么叫整风？就是全党集中学习马列主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因为如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成功解决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问题，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真正做到了为马克思主义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所以我们党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获得了革命行动的成功。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现在中央党校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和民力

　　密切联系群众，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有执政力、民信力、公信力，也就是所谓“塔西佗陷阱”问题。前一段时间，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说白了也是公信力、民信力问题。我们党过去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党永远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这并不代表历史和人民就永远选择你，所以我们党一定要有忧患意识。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因此提出了“塔西佗陷阱”问题。什么叫“塔西佗陷阱”？它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来的一个著名理论，指的是当执政者的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执政者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以其负面评价，通俗地讲就是执政者丧失民心等于自掘坟墓。在革命战争年代，蒋介石为什么失败，我们党为什么成功？就是因为蒋介石政府丧失了公信力，跳进了“塔西佗陷阱”，而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了全国各民族的民心，超越了“塔西佗陷阱”。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明确规定党的任务是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大革命时期，逐步认识到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毛泽东从1925年至1926年间，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革命与群众结合的重要性、必要性。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初步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在1934年1月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明确提出：“不依靠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是什么任务也不能完成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一步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科学阐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个路线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执行。

　　1925年底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篇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分清敌友是我们党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是怎么分析的呢？他说，农民、工人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民族资产阶级左翼可能是我们朋友。在那个革命战争年代，我国社会呈典型的橄榄型结构，中间80%是农民，一头10%是工人，一头10%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我们党怎么将农民拉过来革命？很简单：打土豪分田地。中国是几千年的封建农耕社会，人人都有深厚的土地情节，工农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就拥护红军共产党。其实，长征之后，红军到了延安，当时征收赋税很多，老百姓也不高兴。因为红军会师陕北之后，军政人员多，要吃饭，所以就要征粮，征的粮比国民党还多。1941年，陕北18个县的县长在延安中央党校讨论征粮工作，当时天空打雷下雨，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雷电击中身亡，同时雷电还劈死了一头毛驴。有老百姓听说后就说：“劈得好，劈得好！为什么只劈死了一个县长和一头驴，为什么不把眼睛睁大一点，把毛泽东给劈死啊？”老百姓竟然这么诅咒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没有生气，他把当地老乡找过来一聊天，哦，原来是赋税太多。所以他痛下决心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王震的三五九旅、陕北的南泥湾就出现了。老百姓这下就高兴了，有人自发地送“人民救星”牌匾给毛泽东，给共产党，有人自发改编民歌唱起了《东方红》，还唱起了“一疙瘩玻璃四下明，咱和共产党一娘生。共产党来了烧开水，反动派来了埋地雷。”老百姓原来诅咒毛泽东，现在自发改编民歌歌颂毛泽东、拥护共产党。这是群众最朴素、最真实的情感，谁对我好，谁对我坏，心里像明镜似的。为什么？因为毛泽东、共产党解决了老百姓赋税问题，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今天在西柏坡纪念馆里还陈列着好多这样的实物，其中有哈尔滨靠山屯一位老乡在1947年寄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一件皮大氅和一双靴子。那位老乡在写给毛泽东一封信中说：“毛主席啊！没有您我们真得饿死啦，这回我们都翻身了，分了地，分了马，分了衣服、粮食，都有吃有穿也都抱团了，一定打倒大地主，打倒反动派！眼看到了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了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一双毛袜，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的翻身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吧。”当时解放区流行一段顺口溜：“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送子参军、送郎参军的场面处处可见。在淮海战役中，543万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老乡自愿上前线为解放军送粮送人送弹药，使得60万解放军在短短66天里大胜80万国民党军。陈毅元帅在建国后多次由衷地感慨：“淮海战役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我陈毅死在棺材里也忘不了山东人民对我们的支援。”

　　有的人说，难道蒋介石不知道去拉80%的农民？其实国民党从国父孙中山开始就知道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要就是解决土地问题，也就是“平均地权，涨价归公”。但是蒋介石伪托三民主义之名，搞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党专政，他眼里容不得沙子，对全国进行专制独裁统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政坛实际上有三种力量，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蒋介石为代表；一个是无产阶级，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另外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其党派在当时号称第三党。民族资产阶级党派的政治主张跟国民党、共产党的都不一样，他们主张政治上学习美国，经济上学习苏联，对外兼亲苏美，对内调和国共。民族资产阶级党派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时成立的，当时有十几个民主党派，后来有解散的，也有合并的，直到演变为现在的八大民主党派。即使对于民主党派，蒋介石也实行关门主义，搞一党独裁，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所以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杀害闻一多，因为他们都是民盟的领导人，然后勒令取缔民盟。民主党派人士纷纷逃到香港去了，变成了地下活动。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则实行开门主义，团结起来一起打江山、坐江山。当时在香港就有潘汉年领导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专门负责把民主党派转移到东北和华北的中共解放区，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党派后来也跟着共产党走。即使在国统区，在北平、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蒋介石也搞得民不聊生，包括大学老师、青年学生、工人、小手工业者，生活水平与日俱下，从人的生活水准降到畜牲的生活水准，甚至连畜牲的生活水准也比不上。由于蒋介石不断实行币制改革收刮民脂民膏，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论斤。当时买一斤玉米面得用一百斤法币，买玉米面一袋得用法币六十袋，买一包大米得用法币一百包，二十四斤法币买一个鸡蛋，四十斤法币买一个烧饼，一斤法币只能买一张大便纸，满大街都是钞票。钱不值钱了，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就纷纷起来造反，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我们党则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同盟者，成功地运用各种统战政策，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最终形成了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广大阶级和阶层民众在内的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因此，在国统区里形成了反对蒋介石的第二条战线，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到处举行示威游行。曾经有记者问季羡林先生为什么不跟蒋介石去台湾，季羡林说：“我对蒋介石是了解的，我跟着蒋介石去，后面肯定没有好日子过。我对共产党也不了解，因为我在国统区嘛，但是留在北平，至少还有一丝希望。”说的是大实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蒋介石掉进了“塔西佗陷阱”。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赢得了老百姓支持，超越了“塔西佗陷阱”。

　　密切联系群众，为中国共产党汇聚了广大的民心和民力，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解决党内矛盾、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的有效方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传家宝，只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保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保证党的战斗力。在党的历史上，我们党都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解决党内存在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举几个例子。比如当年朱毛红军会师井冈山，人们说：“朱毛、朱毛，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朱毛就是一团和气吗？不是。朱德和毛泽东有矛盾，在关于怎么建军、怎么建党上有矛盾。毛泽东跟林彪也有矛盾，跟彭德怀也有矛盾。林彪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彭德怀是军阀出身，毛泽东师范毕业，没有上过军事院校。林彪曾经多次向彭德怀建议：“老彭你把老毛给罢了吧，指挥权交给你。”毛泽东跟陈毅也有矛盾，陈毅当了前委书记，毛泽东大权被罢，毛泽东在之前还差一点就被开除党籍。毛泽东批陈毅说：“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矛盾很大，很尖锐。后来，中央派了特派员来，大家都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怎么建党、建军的问题，这是好事。1929年，红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会议，也是通过争论、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怎么建党、建军的问题。在福建古田会议上，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确立了军队不仅是战斗队，而且是生产队、工作队、宣传队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军委主席周恩来分管军事，当时好多人对此表示不同意。凯丰挖苦毛泽东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毛泽东后来回忆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在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我们党整错了好多人，包括出了王实味案，闹得大家心情很不愉快。因此，1945年春节，毛泽东对在运动中受委屈的同志摘下帽子，恭恭敬敬地鞠躬，然后风趣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们怎么办？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这个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看到这情景下面很多人都憋不住委屈而嚎啕大哭。哭完了，大家心情就愉快了。所以，正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党内空前大团结。怎么样才能团结统一？靠的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传家宝。如果党内一团和气，没有任何杂音，没有原则是非，则是不利于政党建设的，是蕴藏了很大危机的。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是怎样落实批评与自我批评呢？第一，领导人带头。刘少奇说：“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第二，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第三，一定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反对无情打击，伺机报复，要增强党性和人民性。第四，要有分寸，要适当。党内一律称同志，先说好的再说坏的。第五，整风，开门建党。1945年毛泽东跟黄炎培有个著名的“窑洞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开门建党，就是实行群众评议制度，就是整风。通过整风和开门建党，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战斗力。

　　（四）以三大优良作风为指引形成了我党诸多的优良传统

　　纪律严明。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强调路线的指导性及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相辅相成，共同指导着党的事业向前迈进。毛泽东还说：“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都是我们党在革命年代一直强调的。自从上井冈山之日起，我们党就有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后来增加到八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语言很朴素，因为当时红军战士就这么个文化水平。这样接地气的语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1937年黄克功案，是我们党纪律严明的典型事例。黄克功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并且立过大功的革命功臣，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1937年10月12日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毛泽东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高度自信。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堪称自信的楷模。在抗日战争前夕，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表现了高度的民族自信。他后来写下的“今朝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等名句，无不为世人所传诵。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蒋介石三次发电报让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大家都知道蒋介石谈判是假，逼共产党交权是真，因为蒋介石当时有430万军队，一半美式装备，一半混合式装备，占领了几乎所有大城市，控制了全国百分之七八十的土地、人口，而共产党当时只有61万正规军，外加66万地方民兵部队，装备只是小米加步枪，力量对比悬殊。当时蒋介石做好了内战的准备，扬言“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延安军民因此不让毛泽东去。但是毛泽东去了，在谈判过程中和蒋介石斗智斗勇，游刃有余。谈判的焦点当然是军队，当时我们党有48个师，底线是要保留24个师，但是蒋介石只愿意给12个师编制。我们党做了一些让步，比如把长江以南的部队调到黄河以北，坚持保留24个师。为此蒋介石在日记里大骂毛泽东：“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徒苦人类乃尔！”他对毛泽东软硬兼施都不成，又在日记里大骂毛泽东：“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谈判结束后，内战爆发了。在蒋介石派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攻延安时，毛泽东接受美国女记者斯特朗采访，发出了“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的惊世名言。他领导中央总部转战陕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鼓舞增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提高了人们必胜的信念。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自负，他在1947年6月说：“一切可能之条件，皆操之在我，我欲如何，即可如何！”他看不到自己的软肋，看不到共产党的优点。因此蒋介石军队表面气势汹汹，内在却没有精气神，没有斗志，打起仗来就是鸟兽散。国民党430万部队跟共产党打，大部分部队都是投诚或投降的，投诚的部队153个整编师，人数177万以上，其中将领1400多名，包括海军大小舰艇74艘，空军飞机26架。比如，1947年初陈毅、粟裕打莱芜，5万多国民党守军不到三天就被全歼。国民党军总司令王耀武听到之后非常生气地骂：“五万多人，不知不觉在三天就被消灭光了！老子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呀！”1948年初，我军攻打济南。当时济南号称固若金汤，蒋介石乘坐专机在济南上空盘旋，亲自指挥。但是没几天，济南就被解放军攻克了，王耀武也被解放军活捉了。王耀武后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到共军指挥所去看一看，我们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带到了西柏坡。他一看非常震惊：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指挥所，原来就是一个窑洞里放了一部电话。

　　善于学习。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这领导工作、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便是我们学习运动的直接原因。”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在延安创立了30多所学校，比如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农业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医大)、俄语专科学校等等。为了加强干部培训，当时专门成立了学习教育部，专门开展了学习教育运动，全党集中学习。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发动和带领全党“学习、学习、再学习”。1938年3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学员结业典礼上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就是陕北公学，就是现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为什么中国不会亡？因为只要有党的干部学校在，只要加强学习培训，让一批批党的干部成长起来，中国就能浴火重生，建设未来的新中国。

　　善于领导。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离不开我们党有好的领导力。领导力主要就是智商、情商和胆商，也就是能力、魅力和魄力。其中情商和胆商是最重要的，智商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情商就是要走群众路线、善于激发和调动大家积极性，胆商就是要敢做。所以作为一个领导就是要处理好情商和胆商的问题，也就是出主意、用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说作为一个领导，如果太阳冒出地平线了，大家都看见了，你也看见了，那这个人不是个好领导，只有太阳还没有冒出地平线的时候，大家没有看见，你看见了，你就知道今天是阴天还是晴天，那你是有预见性，那你就是看得到、抓得起了，这就是好领导所具备的素质。著名战地记者爱泼斯坦1944年在《突破封锁访延安》一书里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了比较，他说：“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烦琐事物，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情。”蒋介石一生兼职82个，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在陪都重庆期间，连垃圾卫生这么小的事也要管，连女孩子留什么头发，刘海留多少寸，穿什么衣服他都要管，连宣传部长叶楚伧吃饭狼吞虎咽他也要管。“毛则相反，他极擅长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树立榜样，总结经验。”毛泽东从来不抓小事，他抓的是宏观战略。毛泽东的搭档周恩来则是心很细，跟毛泽东相得益彰，互相补充，形成了最佳领导团队。蒋介石就不行。国民党派系林立，很杂很乱，加上蒋介石心胸狭窄，所以他的团队建设搞不好。比如，1948年5月20日国民党政府举行总统就任大典，蒋介石是总统，李宗仁是副总统，在举行大典的前一天，李宗仁问蒋介石：“我们明天在典礼上穿什么衣服？”蒋介石说：“穿军装。我们俩都穿军装。”第二天出席仪式，蒋介石穿了长袍马褂，李宗仁穿着挂满勋章的军装站在蒋介石后面，俨然是蒋介石的侍卫官。李宗仁很生气，所以他在回忆录里大骂蒋介石“心胸狭窄至如此之地步”！又如，在淮海战役中，徐州是南京的门户，地位极其重要。蒋介石竟然把徐州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只会纸上谈兵的刘峙，而没有交给连日本人都害怕的将军杜聿明。国民党军将领邱清泉哀叹：“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看门，今派来一猪，眼看大门会守不住。”解放军很快就攻下徐州，取得淮海战役胜利，然后发动渡江战役，攻下了国民党总统府。蒋介石出主意、用干部都没搞好，怎能不一败涂地？而毛泽东、共产党则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敢于放权，敢于用人，即使是原来目不识丁、和尚出身的许世友，也能成为闻名世界的大将军。1947年6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更是显示了毛泽东决策的超人胆商。1947年初，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压着解放区打，打得我们喘不过气来。这时毛泽东出其不意，派刘邓数万大军丢掉一切辎重，跨过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别山是武汉和南京之间的国统区，毛泽东这样一做，就是把战火烧到了蒋介石鼻子下面，蒋介石肯定要派部队回援，虽然刘邓大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这能给解放区喘息的机会。刘邓克服重重困难在大别山立住了根，像一把尖刀插在国民党心脏。后来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千里跃进大别山就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因为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形成和确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所以我们党革命才能无往而不胜，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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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传承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从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长期执政的党。如何继承和发扬革命年代党的优良传统，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富强，就成为党执政后面临的挑战。

　　（一）带着“两个务必”和“六项规定”以赶考的心态定都北京、建立新中国

　　建国之初，我们国家的家底是四个字：一穷二白。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57美元的一半。全国钢产量15.8万吨，不及现在一个被淘汰的小型钢铁厂。当时美国记者预言：“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这个集团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则说：“共产党打仗可以得一百分，搞政治能得八十分，搞经济建设只能得零分。”因为我们党长期在农村搞革命，还不善于搞城市工作，不善于抓经济工作。毛泽东感慨：“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各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连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尽管国家底子一穷二白，但是毛泽东信心满怀地指出：“我们现在是一张白纸，但在这张白纸上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怎么画？靠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靠党的精气神。1949年3月22日，党中央从河北平山西柏坡迁往北平。动身时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闯王李自成1644年攻占北京，一举推翻了大明王朝，但他在北京只待了42天便落荒而逃，因为他的大军进城之后就抢钱、抢粮、抢女人，导致闯王政权很快灭亡。早在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在大会报告中说：“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因此他对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还和中央同志约法三章，作了“六项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比如不以人名作地名，到现在为止，我国没有一个以党中央领导人名字命名的街道或城市。

　　（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说：“你要找什么知识，蹲在机关里是找不到的。真正出知识的地方是工厂、合作社、商店。要解决问题，一定要自己下去，或者是请下面的人上来。”他强调必须善于学习：“要学习，不要骄傲，不能看不起人。鹅蛋看不起鸡蛋，黑色金属看不起稀有金属，这种看不起人的态度是不科学的。”在党的八大上，毛泽东指出：“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因为毛泽东看到当时我们党面临的最大恐慌是“本领恐慌”，我们党从农民到城市，又面临一个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长征我们党怎么去跨越？就是要学习。为加强学习，党中央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3年之内必须读完12本必读书目。这12本必读书目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马恩列斯论中国》《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基本上都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

　　（三）在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建国之初，毛泽东当选为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他给自己定下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他的一些亲朋故旧特别是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亲人，写信来让要求找工作，因为在他们眼里，毛泽东就是皇帝，找工作还不容易？对于这些要求，毛泽东都回绝了。对此，毛泽东曾经说：“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也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给他安排到北京生活工作。杨开智的父亲杨昌济是毛泽东的恩师，妹妹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也是革命烈士。毛泽东对她非常有感情，他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表达的就是他对杨开慧的思念之情。对于这样一位至亲，毛泽东毫不含糊，依然坚持照章办事。毛泽东写信给湖南省委同志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他还致信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毛泽东写信给要求谋职的青少年时同窗好友毛品森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1959年当毛泽东回到阔别了32年的韶山冲，老乡再也不想麻烦毛主席去找工作了。大家都理解了毛主席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只有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杨开慧为毛泽东生过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当年毛泽东在井冈山闹革命的时候，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在老家湖南长沙坐牢。杨开慧英勇就义后，三个儿子流落街头。小儿子毛岸龙因为生病夭折了，毛岸青大脑受过严重刺激。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后来被地下党发现，由党组织送去了苏联孤儿院。1946年毛岸英回到延安，这时父子已分别19年。见面后，毛泽东马上让儿子脱下洋装，换上布衣，到陕北贫瘠的乡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后来又让他参加西北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队。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和两名扫雷专家带领一个工兵排，首批进入北平，负责排除重要设施、处所的地雷、炸药等，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工作，毛泽东却没有阻止。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艰难繁重，毛泽东又让毛岸英到工厂一线，担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这里的工人都很喜欢和信任这个年轻的书记，却没人知道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毛岸英立即提出参加志愿军的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当时，毛泽东身边有工作人员曾劝说，岸英还是不要去朝鲜参战了。因为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失去了五位亲人。这个劝说被毛泽东断然拒绝。多年后，毛泽东向自己青年时代的好友周士钊谈了为什么要送毛岸英上前线，他说：“你说我不派他去，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但你想一想，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即使是自己最器重的儿子，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时第一个派他上了战场。毛岸英后来牺牲并长眠在朝鲜战场。这几年，网上有好多攻击毛泽东、说岸英是怎么死的非议之词，但是不论是从哪个方面去攻击，都不能否定毛主席这种率先垂范的精神，都应该在毛泽东的伟大人格面前自惭形秽。为什么当年人民志愿军战士能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有这样的精神力量。

　　（四）结合新形势和新变化对执政党的作风建设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1951年，我们党就严明纪律，开始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现在我们将抓大小腐败官员称为“打老虎、拍苍蝇”，而“打老虎、拍苍蝇”这句话，就是毛泽东在建国之初说的。1952年，毛泽东在《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的电报中说：“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统统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当时规定，大老虎标准为贪腐一亿元（旧币，1亿旧币相当于现在1万元）以上，贪腐一千万到一亿元（相当于现在1千到1万元）是小老虎，一千万（相当于现在1千元）以下的是苍蝇。毛泽东亲自抓大老虎，所以抓出来了“开国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正部级领导，他们在担任天津地区领导期间，两人贪污受贿、倒卖钢材、盗窃救济粮款、骗贷非法经营，贪腐金额加起来达两百亿元，相当于人民币新币两百万。因为他们曾经是为解放新中国浴血奋战过的英雄，建国之初国家又缺少干部，所以好多人想为他们求情，求毛泽东刀下留人。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正因为纪律严明，保证了我党建国之初风清正气。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建国之初我们党也做得非常到位。毛泽东说：“说对工作有意见，对党对团结有意见，要有批评，要有丰富的批评。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是一个好字就行论，还要多讲干什么？”由于我们党继承和弘扬了优良传统，到1952年时，我国国民经济就恢复到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这是一个奇迹，所有“共产党统治不了几年”“共产党搞经济建设只能得零分”的反动派谣言不攻自破了。1953年我国提出了一五计划，到1957年提前一年完成了一五计划。在此期间，我国平均每天有一个项目开工或者完工，好多基础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长春一汽第一辆汽车下线了，沈阳飞机厂第一架飞机下线了，洛阳东方红拖拉机厂第一辆拖拉机下线了，康藏、川藏、新藏公路已经完工了。相较与过去历史最高产量，1957年粮食增加1.29倍，棉花增加2.7倍，钢增加5.8倍，煤增加2.1倍。1955年，我们就提出了“向原子能进军”，所以才有1958年科研大军开赴大西北研制原子弹。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三坚持三反对”，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党的八大还把“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写进了新党章。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发展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

　　可惜的是，由于后来对形势的误判，以及党内“左”倾错误的抬头，使党的好多优良传统遭到破坏，致使党的八大制订的正确路线并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相反，随着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发生偏向，“左”倾思想越来越厉害，为了实现“赶英超美”的目标，尽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1958年发动了“大跃进”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

　　痛定思痛，在领导经济调整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党的优良传统。首先，全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1962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当着党内7000余名干部的面，毛泽东首先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有了错误，一定要做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这几年工作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毛主席做了检讨和自我批评之后，刘少奇、周恩来都做了自我检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大家心情愉快了。中央又要求地方领导回去之后继续开会，继续做检讨，从中央一直开到县团级，开到工厂级，层层开会做检讨、层层总结经验教训。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把1961年搞成调查研究之年，当时中央明确规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指挥员、各级领导必须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下去调研。毛泽东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今年要做一点，这个会开完，我想去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

　　为了弥补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不足，全党掀起学习高潮。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能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干部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主义的书，要有办法引导高中级干部读书，推广到党政军民学。高中级干部读书会一星期挤两个半天，有计划地用几年读完几十本马列著作。”在毛泽东的亲自号召下，党内掀起了学习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知识的高潮。当时1963中央明确规定领导干部三年内要读完三十本必读书目，后来毛泽东又加了两本，一本关于文学的，一本关于艺术的。由于革命年代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都年事已高、老眼昏花，书印的字体小了不行，中央就出了大字版，三十本都出大字版。毛泽东亲自带着他的秘书在杭州读书，一读就是几个月。在读书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著名的理论，比如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阶段，社会主义从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至少需要一百年，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源。刘少奇也亲自带领一个读书小组在广东读书，在读书过程中总结经验和教训。

　　党的优良传统的恢复为党战胜困难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在困难面前，中国人民没有被吓倒，而是体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气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身作则，勤俭节约，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社会上也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王进喜、邓稼先等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到1965年底，已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是，由于党内“左”倾思潮没有彻底根除，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遭受严重挫折，党的优良传统也因此受到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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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主义改革与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的弘扬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党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1978年在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一）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推进过程中始终没有丢掉自己的优良传统，并且在新时期发扬光大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从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题为《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邓小平指出：“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为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推进党的作风建设。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向全党郑重提出了密切党同群众联系的新要求。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再次强调了“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正确论断，并要求对县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着重解决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这“八个坚持，八个反对”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升到了新的水平。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作风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极大地推进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弘扬。2002年12月，胡锦涛和中央书记处成员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号召全党同志要牢记“两个务必”，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2004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2007年1月，胡锦涛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 “八个方面良好风气”，即要勤奋好学，学以致用；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要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要发扬民主，团结共事；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要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党要大兴“党的四大作风”，即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弘扬，将党的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点和着眼点。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但要有强大的真理力量，而且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真理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正确理论，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党的十八大刚结束，中央政治局就作出八项规定，以作风建设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此后，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相继开展，我们党不断以作风建设的新成效汇聚起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正能量。十八大以来，党的作风建设的每一个重大举措都有鲜明的主题，使作风建设不是泛泛而谈、浮在表面，而是点准穴位、打准靶子。比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突出改进作风这个主题，改进作风又以反“四风”为突破口，以点带面；“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突出问题导向，解决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不严不实问题；“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把合格党员的标尺立起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正是因为问题找得准，作风建设才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习近平强调，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鲜明特点。中央政治局以身作则，率先制定八项规定，带头围绕落实八项规定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建立联系点并全程指导，深入联系点与群众谈心。对“三严三实”的要求，中央政治局首先当好表率，自觉把“严”和“实”的要求体现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上，体现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体现到严格要求自己上。在党中央的示范、带动下，各地方各部门在开展作风建设时紧紧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层层立标杆、作示范。作风建设一方面注重加强理论武装，促使党员、干部提高思想认识，增强党性；另一方面注重深入查摆剖析，制定整改措施，督促党员、干部自觉整改。无论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还是“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坚持见事见人、知行合一，把学习教育贯穿始终、把解决问题贯穿始终，坚持边学边查边改，不断让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让行动自觉深化思想自觉。加强作风建设，既靠组织管理，也靠群众监督。比如，为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每逢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纪检监察部门都通过下发通知、督导检查等，一个节点一个节点抓。纪检监察部门还设立各种举报平台，开门搞监督，形成无处不在的监督网。同时，注重强化外力推动，让群众参与和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方面的组织管理和群众监督都不是虚的，只要发现问题必定执纪问责、严肃查处，形成了高压态势。党中央相继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发布实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这就将解决问题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健全制度与执行制度相结合，推动作风建设标本兼治，形成长效机制。

　　（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观察党群干群关系、人心向背的晴雨表。党的作风正，人民的心气顺，党和人民就能同甘共苦。实践证明，只要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党风建设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己不正，焉能正人。’我们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持之以恒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使党的作风全面好起来，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坚定信仰。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在每次重要讲话中，第一个问题肯定要讲马克思主义。习近平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现在丧失理想信念的人太多了，这正是很多党的领导干部滑入万丈深渊的根本原因。比如说黑龙江省前政协主席韩桂芝在做官期间，天天烧香拜佛，在自家地下室设了一个佛堂，摆了一尊佛像，写了一幅对联“菩萨保佑我做大官，我做大官贡菩萨”。横披为“阿弥陀佛”。比如安徽省前商务厅厅长曹勇，他曾经是安徽省最年轻的正厅级领导，当过淮南市市长，2014年曾在中央党校学习，2016年因为贪腐落马了。他在忏悔录中说，由于自己“理想信念动摇，清廉底线不保”，在淮南工作1782天，“每天不知不觉受贿1万多元”，贪腐总金额达1800万元。所以说，理想信念一旦出了大问题，我们共产党就会面临危机，遭遇很大的挑战。

　　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党才能领导人民跳出贫穷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超越“塔西佗陷阱”。跳出贫困陷阱就是脱贫致富，增加人民获得感，提高国民幸福指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怎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呢？前提是要认清群众是谁。革命年代的首要问题是认清群众是谁、分清敌友。当下，这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现在群众的范围很广，十三亿劳动人民、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是群众。一些不赞同社会主义的人不一定就是敌人，也可能是群众，因为他们爱国和支持祖国统一。对于他们，我们用社会主义价值观很可能凝聚不了他，但能用中国人的价值观去团结和争取。我觉得十九大以后一定要解决好关于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内涵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必须对中国人的价值观进行全面、深刻、准确的科学概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关键是政策落地的问题。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党要解决好老百姓的吃穿住行问题，这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尤其是大众化。什么叫大众化？就是老百姓感觉马克思可亲、可信、可爱，马克思是我们党的伟大旗帜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绝对不能成为官员嘴里的谈资或者学者混饭吃的工具，一定要落地生根。我们党在革命年代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才有那么多人为了马克思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一要借鉴革命年代的成功经验，比如加强学习，建立学习制度，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第二要领导人率先垂范；第三要分层次地树立典型；第四要整风。十八大以来，中央对此不仅提出了规划、制度，而且也付之以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仅是挂在墙上、挂在横幅上，一定要有接地气的大众化语言，只有用简单明了、能引起共鸣的话表达出来，老百姓才能入脑入心。

　　要求真务实，将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落实到位。党的思想路线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党强调实事求是，1941年5月在《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把中国的一个典故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在邓小平年代，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强调思想解放的重要性，排除一切主观偏见，思想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江泽民年代，我们党强调与时俱进，一切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从胡锦涛年代一直到现在，我们党强调求真务实，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十八大以后全党搞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实际上就是全党要做到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最鲜明的特征，实事求是党的世界观方法论，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最高价值观。要做到实事求是和求真务实，就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去点滴积累。一是增强党性、人民性修养。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有两个抓手，一个是思想建党，一个是制度建党，都是要增强党性和人民性。“三严三实”“两学一做”也是为了增强党性和人民性。二是实现从小处着眼、多一些问题意识的执政范式的转变。公务员办公电脑价格必须在6000元钱以下，办公桌必须使用15年以上，办公室面积必须在多少平米以内……一切都有了严格的规定。这就是执政范式转变的具体体现。因为把体制机制健全起来了，实事求是就能真正落实到位。

　　坚持四个自信。在革命年代，我们党认为一切反对派都是纸老虎，靠自信赢了国民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这是我们党对实现自己历史使命高度自信的表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硬实力的表现，文化自信是软实力的表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要通过文化自信表现出来，因此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怎样才能确立、培育我们党的自信呢？我们党要向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学习，我们党的领导人首先要自信。同时，我们党的自信还来源于理论和制度上的成熟，包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制度的成熟，还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实施等等。当然这项工作也很难，任重而道远。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