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文化自信 传承中华文脉

　　今年初，中办国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以党中央文件的形式全面部署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工作，一出台就很快引起了全党乃至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热烈反响。传承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创新性发展，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党中央高度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论断，提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要求，为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2014年2月，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说，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相提并论，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可以看出党中央高度的文化自觉。

　　2014年10月，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我们自己的中华文化不应当仅仅作为历史遗产放在历史的博物馆里，不应当仅仅作为文字停留在古书上，一个不记得自己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独树一帜，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我们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长久的滋养。

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统文化的繁荣兴盛

　　现阶段要大力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永续下去的强大支持。宏观地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色就是它在传统的延续中没有断裂，是唯一的始终保持传承发展的文化。它在传承的同时，还保持了统一体的状态，虽然我们的历史几经分合，但是基本上保持了统一的趋势、统一的状态，这是中国文化非常伟大的地方。

　　与中华传统文化并列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只有中国人现在仍然能够看懂先秦时期的文字。古埃及有法老、有金字塔、有丰富灿烂的文明，但是古埃及被希腊人侵占后，又被阿拉伯人侵占，现在古埃及所在区域的居民说的是阿拉伯语言，传承的是阿拉伯文化，已经没有人能够看懂自己祖先的文字，文化出现了永久的断裂。两河流域曾经创造了辉煌的巴比伦文明，现在也成了阿拉伯文化地区，古巴比伦文化已经在历史长河中永远地消失了。古印度文化经过雅利安人的入侵，又受到了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也不再是最初的文明形态了。唯独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始终延续下来，在世界文明当中独树一帜。

　　当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讲，“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历史上居于独特地位，现存的这些国家，比如英国、美国的历史都比较短暂，英国也就1000年，美国不到300年，所以叫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代历史但是他们的文化没有传承下来，只有中华文明始终在传承，而且它的传承又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冯先生引用了诗经的一句话，说明中华文明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地繁衍，同时又不断地更新，其他国家都没有取得这样的文明成就。

　　跟冯先生同时代的梁漱溟先生，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这个突出的特点。他说，在二战时期，欧洲的很多国家在战争中被消灭了，看上去非常惊心。对比这些被消灭掉的欧洲国家，当时的中国其实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都要比这些欧洲国家落后，但为什么中国却面对强敌支撑了5年，原因到底在哪里？中国国土大，我们有非常广阔的领土，这是欧洲国家无法相提并论的，这样大的领土面积，使得我们能够在战争中有缓冲的空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几乎等于一个欧洲的面积，为什么在历史的传承当中，没有像欧洲一样被分裂为十几个小的国家，而是始终完整地被传承下来，其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梁漱溟先生说，这是祖宗的遗业，是文化的成果，是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不仅在历史长河中延绵不绝，同时它用一个非常大的体量、一个统一体在不断地繁衍自己。

　　著名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就中华文明的特殊性提了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幅员之广，世无其匹，试问前人之所以开拓这样大的局面，之所以维持这个大局面者，果由何道？

　　我们中国为什么能够有这么大的国土面积，而没有分崩离析呢，而且在这么大的面积当中分布着很多的少数民族，为什么没有分裂成很多的国家呢？怎么能够维持这样大的一个局面呢？

　　第二，中国开化甚早，绵延至今，历史最为悠久；即史籍之富，亦世界未有。试问这又有何道？

　　为什么这个文明多年来没有被消灭？历史上也有过少数民族执掌政权的时期，但中华传统文化始终传承延绵下来，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第三，中国种族复杂，至可惊异，即以汉族言之，所吸收同化者，无虑百数，至今泯然皆相忘。试问其容纳沟通又有何道？

　　这个国家有很多的民族，这些民族都在这个地方和平共处，没有发生很激烈的种族和民族的残杀，取得这么好的融合局面因为什么？

　　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地融合、吸纳、包容各种力量，使它凝结为一个整体。

　　不仅中国的学者、中国的思想家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这个鲜明的特色，外国学者其实也发现了中国文化这一非常了不起的特点。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对话集《展望21世纪》中说，“中国人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

　　两位历史学家认为，把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团结凝聚起来，中国人做到了，这是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没能实现的历史成果，这也正是中国人非常伟大的地方。

　　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色就是它的传承，文化的传承连绵不绝，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同时它又是一个非常统一的磁铁，吸纳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形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文明，它支持中国的历史跨过逆境，当然在顺境中也能够向前发展。

　　2013年8月，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了四个讲清楚：

　　“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征、历史贡献向大家讲清楚，展示出传统文化背后的伟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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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丰厚滋养

　　传统文化不仅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卓杰贡献，同时为当代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第一，传统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经济学家赵晓有这样一个思考：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改革开放30多年了，现在的市场经济状况跟美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怀着这样的疑问，他去美国实地考察，结合自己的思考，写出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他认为中国跟美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两国在现阶段存在的一个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呢？他的看法是教堂。在教堂这方面，中国和美国的差异不是成熟和欠成熟的差异，而是有和没有的差异。他说，如果你从美国的东海岸到西海岸，从农村到城市，会发现这个国家最多的建筑不是别的，正是教堂，而且只有教堂才是美国人的中心，他根据这个观察结果把市场经济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一类是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

　　赵晓进一步分析指出，“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市场经济？是因为市场经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叫人不偷懒。计划经济行不通，坏就坏在没有激励机制，干好干坏一个样。而在自由市场制度下，懒人是没法活的。所以，市场经济会逼着大家去竞争，它是个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市场经济叫人不偷懒，却不能叫人不撒谎、也不能叫人不害人。这使得市场经济存在着一种危险，就是它有可能导致一个很坏的情形：诱使人们勤奋地撒谎、勤奋地害人，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

　　赵晓提出的问题，我们都有共识，不择手段谋取财富的事件屡屡见诸报端。

　　现在，我们可以对之前30多年的市场经济有一个更加客观的反思。市场经济其实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给予辅助的话，很容易导致普遍的拜金主义及消费主义。我们党也越来越有意识地发现，在讲市场经济制度的同时，必须与文化建设、道德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二者共同地发挥作用。

　　近十几年，基本上每隔一两年就会曝光跟我们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案件，每一次的曝光都会刷新我们的底线，比如说海鲜产品中注入化学成分，还有前些年的毒奶粉、地沟油、瘦肉精、老酸奶，等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家盲目地自发地追求经济利益，如果没有必要的管控的话，就很容易陷入到上述种种事件当中。

　　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人大闭幕后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应该是道德经济，我们除了完善这个制度的方方面面，完善它的监管、监控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付之于道德的建设，让道德来维护我们这个市场经济能够更好更有序地向前发展。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在提倡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呼吁大家要回到宗教信仰、回到传统美德当中。通过道德、信仰辅助制度，使市场经济良好有序地发展下去。

　　市场经济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消费主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不断地刺激我们购买的欲望。一位台湾的作者描述消费心理时说，我走在这个奢侈品专柜面前，当这个帷幕揭起之前，我感觉自己的生活一无所缺，非常满足，我所想所要的都是满足的。但是当这个帷幕揭起以后，我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看到银制的文具餐器、绘着精致花卉的陶瓷器、手表丝巾等等商品美学制造出来的假性需求，我就产生出消费的欲望，每一样东西都因为我的想要而感到缺乏。我不是因为真正的缺少而想要，而是因为我有了欲望，所以我想要购买，在我没有看到它的时候，我的心灵是平静的。

　　几千年之前，老子就讲过：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不健康的没有节制的欲望，会使我们的心灵失去平静，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合理的更健康的消费观，需要对欲望有一种合理的有节制的约束，这样才能够更好地生活。

　　与这样一种巨大的物质丰富现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的阅读危机。2016年我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现在人均图书量不到8本，同时这个调查还让每一个受访者自我评估个人阅读情况，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只有不到2%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不到7%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比较多，也就是说9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的阅读量很少。根据2011年度人均读书量的调查数据：中国人不到5本，犹太人64本，我们的差距很大。当我们不断地进行物质消费的时候，恰恰忘记了精神修养，忘记了对精神的守护，这是现在讲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大背景。我们希望市场经济能够持续地发展下去，就需要文化的道德的力量介入其中，使我们获得合理的消费观，使我们对精神生活有更多的照料和守护。

　　在现代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保障。中国正在经历整体性的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最核心的部分是价值上的转型，从古代的价值观转到现代的价值观，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向西方学习他们的一些先进的文明。随着西方先进文明的进入，也必然带来西方的价值观，这样就会导致价值上的冲突。

　　有位台湾学者在美国接受了高等教育，回到台湾后写了《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他在书中提出，现在的中国人都是融合了西方价值观和中国古代价值观，两种价值观在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

　　他举例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传统对他有利，他就取传统；现代对他有利，他就取现代。自由恋爱是现代的，所以他们不要父母干涉，这是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是对父母的经济依赖他们照样视为当然，这还是传统价值观的延续。在学校里，希望老师对他们的行动采取开放的态度，可是学习上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呆板方式。

　　同样，这种观念失调的现象在夫妻关系中也一样严重，一方面现代的男性已经不是旧社会的文人，他主张新式婚姻，过小家庭生活，选择教育水平与自己相近的女性结婚，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家庭生活当中，仍然保有夫唱妇随、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太太像旧式妇女一样百依百顺，还要伺候自己的生活。女性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有的妇女认为男女平等，女权应当被尊重，但一旦遇到家庭问题，她又认为都是男人的事，不愿分担责任。两种价值观交叠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社会转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普遍感受到的价值迷失。当面临一些人生的重要时刻，不知道怎样妥善地安排它。以结婚为例，现在市场上提供的婚礼服务，有西式的，也有中国传统的，但是婚姻本身应当承担的价值意义，婚姻的存在意义，却非常淡薄了，很多中国人完全按照西方人的结婚仪式举行婚礼，西方婚礼仪式的神圣来自于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赐，因为你荣耀了上帝，所以上帝祝福你的婚姻。西方婚礼是从宗教中获得婚姻的价值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向是出世的，在这样的文化背景里获得世俗婚姻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现在普遍面临的价值迷失。他不清楚自己的寄托到底在哪儿。

　　中国现在面临着转型，从古老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经济向现代的工业化、市场化的社会转变，在转型当中，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调整，包括它的物质圈、制度圈、行为圈，以及最核心的价值文化圈。价值文化圈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传统道德观念在传承过程中受阻，还没有找到恰当的方式融入到每个人的现代生活当中。与此同时，西方的法治、契约理念还没有真正在我国建立起来，但西方历史上很多思想元素却进来了，从而造成了价值的混乱，导致价值圈的无序、迷失、迷乱。这就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引导整个价值文化圈能够尽快地稳定下来，尽快地有序下来，从而保证整个社会转型最终顺利地完成。

　　1949年以来，我们国家一步一步地发展，通过改革开放富起来之后，价值文化最核心的价值圈应尽快地有序起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家园。所以，传统文化的回归成为整个社会、整个历史的趋势，跟整体转型升级的需求是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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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统文化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重要指引

　　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的池田大作两位学者在对话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很大的期望——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东方智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们走出西方资本主义、技术主义的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图1  人跟手机的关系

　　科学技术本应当是服务于生产生活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更深刻地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生产活动当中，人们发现人跟技术也存在着很多双面性的问题。比如，现在每个人手上基本都有一部手机，我们跟手机的关系是什么？我是主人，手机是我的一个工具，应该是这样的关系，但实际上恰恰是手机在奴役我们，手机没电的时候，都赶紧去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手机没有wifi的时候都很着急，想找个有wifi的地方看看有没有信息，有没有未接电话。如果哪一天没带手机，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大家想想，在十几年前我们没有手机的时候，生活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当我们习惯了科技的渗透以后，科技就对我们造成了影响——对心灵有一种约束。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图2左图中的三个小朋友，本来应当是非常天真烂漫的年纪，应该是一起活动、玩耍的，但是每个人坐在那里拿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看，被手机隔绝了彼此的关系。图2右图是一个本来应当其乐融融的家庭聚会，但是怎么样？每个人都被手机隔绝成一个小的孤岛，彼此之间的交流非常的少。

图2  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对生活的影响

　　图片的摄影师Eric Pickersgill用写实的手法真实还原了生活中的场景，图片反映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说明科技已经成为了人们之间沟通的一堵墙，为此他呼吁我们对朋友和家人要有更多近距离的交流。

　　应对科技对人的管控，文化的、道德的力量对精神生活的滋养、对人和人关系的改善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现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回应这样一个现实，这不仅是中国人正在面临的，也是整个世界的人们都在面临的问题。

　　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雅思贝尔斯写过一本书《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书中关于轴心时代的观点认为，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世界上的几大地方先后出现了文明的源头，影响了这些地区的文明发展趋势，文明的基本形态在它诞生的时刻就基本被定型了。他主要列举了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及中华文明，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这三个文明都有基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不一样的文明形态。雅思贝尔斯说，古希腊文明最鲜明的特色是对自然的充满好奇的洞察，它追问自然的本质，追问宇宙的来源，追问宇宙的运行规律，受这种价值取向的影响，古希腊文明特别凸现理性精神，对自由的追求，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的理性精神，是古希腊文明在轴心时代的特色。古希伯来文明的特点是强调神性，它的最大的价值取向就是超越性、神性，认为神和人是完全不同的，神是绝对的善，是一种最圆满的存在，而人是有限的不完满的存在。中华文明跟这两个文明的特点都不一样，它既不像古希腊文明对自然的探求，也不像古希伯来文明有宗教背景，它关心人的生存、社会的发展、历史的传承。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为中华文明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人生的底色。

　　《易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中华文明的经典，提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一词在中国首次出现，凸现出强烈的关注社会人生的取向。启示人们观察、感悟天道，并把天道贯彻到人间、落实到社会中，帮助我们治理天下，这就是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取向，受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儒家、道家以及后来进入中国的佛教，都体现了与此相同的价值取向。最典型的是儒家的人生理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就是关注一个人怎么样成为君子。通过修身，通过格物致知，通过诚意，通过正心，成就自己的君子人格。同时要担当社会责任，去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关注现实、关注社会人生的价值意识。

　　道家关注的也是人生，它秉持性命双修的态度，叫人去修炼自己的自然生命，让自己成为真人、天人、至人。佛教本身是印度文化，但是当它到了中国之后，发展出中国的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佛性，仍然是跟现实社会紧密结合。所以，不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取向上受中国文明的方向的影响，都是关注人生，关注社会现实。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的时候，就体现出来这样鲜明的特色。它不是对自然的洞察，不是对神性的追问，而是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关注，这在儒家、道家和佛教当中都有很深刻的体现。在这种体现当中，儒家、道家、佛教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儒家的特点用六个字概括：入世，有为，现实。

　　儒家主张入世，特别强调要怎么样进入现实，强调人要承担社会责任、人生责任。如《论语》中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如果连怎么样好好地生活都不知道，就没有资格去谈论死亡。孔子还讲“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告诫人们要把心思用在怎样处理人的关系、处理社会中的事情上，而不是去关心如何侍奉鬼神。儒家对待鬼神的立场是什么？敬鬼神而远之。关注我们真正的实际生活，是儒家的鲜明特点。

　　儒家特别强调要有所作为。认为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使命感，应当积极地有所作为。《易经》中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话，就凸现出这样的精神立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要求人应当有一种积极的、奋发的、有为的状态，不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宋代著名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就是儒家的有为精神。这种有为精神最极致的表现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明明知道这样做可能没有预期中的结果，但我认为应当去做，就积极地去做这件事。

　　儒家非常关注现实。《左传》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间的社会生活，天道是远的，鬼神的世界是更远的。与《左传》同时期的世界其他文明都处于宗教的影响下，而中国此时已明确真正要关注的是现实生活。

　　道家跟儒家有区别，它的立场是超世的，倡导超越实际生活，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常识提出批判，以此来更新或者提高人的认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要超越知识，使我们损之又损，从而无为。很多人对道家的无为有一定误解，认为无为就是无所事事，其实道家无为的本义是：因物之性，顺物之情，顺势而动。什么意思？应当按照事物的本性顺势而作，又叫自然无为。道家追求的是一种清静的、自然的、逍遥的人生境界，跟儒家形成某种意义上的互补。

　　佛教的特点是追求出世的、空无的境界。佛教认为人生都是苦难的，因此它最根本的诉求是希望通过对烦恼的解脱获得心灵的安宁，这种人生状态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积极的，希望人们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获得清静的、了无挂碍的、超越烦恼的精神。所以，佛教是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就是儒道佛三家。中国历史上对这样的组成，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把握，怎么样使这三个思想资源能够为我所用呢？对此，历史上有很多人已经有一些概括和理解，如，南宋皇帝孝宗认为：儒家治国，道家治身，佛教治心，这三个文化资源对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用处的。儒家能够帮我们进入社会现实，使我们获得很多经验，传授很多道理；道家能够使我们修养身心，佛家是治心的。这三个文化资源都能够对我们有所帮助，有所启迪。

　　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也有类似的理解，他用三个很形象的比喻来讲这三种文化资源，他说：儒家是粮店，道家是药店，佛教是百货店。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儒家所提供的道德原则，它是一个粮食店。道家是药店，所谓“药店”就是在人的精神受伤需要安抚的时候，道家能够抚慰你的精神。佛家是百货店，你去那里面可以看到珍惜的不太常见的“商品”——精妙的佛家义理，佛教能够帮助我们感悟生活、理解生命的意义。历史上经常有人讲，得意信儒，失意崇道。当人生比较顺畅时，经常借助儒家的思想资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人生失意时，可以借助于道家思想获得心灵的解脱。

　　林语堂说，中国的文人很幸福，得意的时候是个儒家，失意的时候是个道家，到了绝望的时候就是个佛家，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中国的思想资源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养护我们的精神心灵。得意的时候可以在儒家那里找到精神支撑；失意时可以从道家思想中获得滋养，绝望的时候还能在佛教那里得到安慰。儒家是治国的，道家是治身的，佛家是治心的。当一个中国人被这些文化抚慰的时候，他其实是很幸福的，因为他的文化资源是非常完整的。三种看上去不太一样的文化，恰恰在中国历史中形成了“三教合一”。中国人把它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让它都能够为我所用，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取向。

　　整体上宏观地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它在思想格局上分为儒家、道家和佛教，而这三教在中国历史上又合而为一，这也是我们这个文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它包容性非常强。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基本上代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方向。怎么样来把握、理解儒家的思想？首先来看儒家发展的历史。儒家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五个阶段，它产生于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的原始儒学是儒家的产生和早期发展阶段。到了两汉时期，儒学成为汉代官方的意识形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受到了官方推崇，进入到体制内，当时的学子、世人都需要读儒家的书，这个时期的儒学被经学化，成为官方的儒学形态。魏晋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道家思潮——玄学，这个时期是儒家跟道家开始互相影响的阶段，儒学受到了道家的影响，呈现出儒道兼综的状态；接下来就到了隋唐时期，儒家进一步受到佛教影响；到宋元明清时期，儒家道家佛教由三足鼎立到三教合一，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思想格局在这个时期奠定下来。

　　在儒学发展历史当中，儒学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高扬人的主体性，对人的价值有非常高的评价；二是关注人和人的关系。怎么样引导人和人的关系、怎么样帮助大家塑造好的关系，是它关心的内容；三是正确对待人和自然、人和天地的关系。

　　儒家非常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万物之间，人是最高贵的存在。这样的定位是西方文化不能比的。基督教文化认为人是有罪的，是被上帝赶出伊甸园的，所以人对上帝应当是谦卑的、敬畏的，基督教中的人是不完整不完善的。儒家认为人是天地中最宝贵的，人可以具有很高的力量，甚至能够帮助天地来影响整个世界、影响整个宇宙，所以它赋予了人非常高的价值，给了他很高的主体性。人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呢？在儒家看来是因为人有道德，人的道德使人能够跟动物区分开来。《孟子》中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动物的区别其实非常的少。庶民去之，君存之。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有很少的有觉悟的君子去自觉地保护他们最宝贵的部分。

　　孟子讲，“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当人养的小鸡小狗跑掉的时候，他非常可惜，想要把它找回来。但是自己最宝贵的那颗心丢了之后，他却不知去追回。对人来说，学问的方法只有一条，就是去把自己那颗丢失掉的向外追逐的心追回。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人最宝贵的就是有向善的本能，希望做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恰恰是人才有的。一头狮子不会想要做一头更好的狮子，它没有这样的思想，只有人才会有这样一种觉悟，要做一个更好的、更完善的自己，这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人应该有是非判断的心，有礼让别人、尊敬别人的心，有羞耻感。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自己会觉得羞愧，这都是动物没有的，也是人最宝贵的地方。所以孟子认为人的价值是在道德上面。

　　中国文化特别强调重视道德，不断强调人要修身养性，保持道德感。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文献不断地告诉我们，做君子一定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获得完善的道德品格，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宗教，没有外在的神的约束，但是却能保持很高的文明状态，因为它是道德文明，而不是宗教文明，它不是通过外在的监督约束，而是靠自己的道德要求来管理自己。

　　可以想想这样一个情景，两个中国人在吵架的时候，经常会讲 “凭着你的良心来想，你这件事做得对不对。”如果西方人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会说 “你能不能对着上帝起誓，你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这就是中国人跟西方人的区别，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良心、凭着自己的道德感来判断这件事情对不对，而西方人让上帝来作证、来论断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通过这样的对比可以看出来，中国人认为人最重要的是道德、是良知。所以，中国历史上从孔孟开始讲仁，再往后讲仁义礼智信，到宋明理学时期朱熹讲天理，王阳明讲良心，一贯下来的都是在培养人的道德觉知，培养人的道德感。

　　儒家文化认为一个人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并不是仅仅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我们要实现的最高目标是在群体当中实现更好的自己。所以《大学》明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后，又提出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才是至善。人并非独善其身就完整了，而要在兼济天下中实现人生的最高理想。所以《大学》在明德之后，是亲民，止于治善。儒家特别看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人的世界当中，在跟他人的关系当中来成就一个最好的自己，实现自己的最高价值。

　　如何看待人和人的关系，如何摆正、处理你和他人的关系，近到跟家庭的关系，远到跟社会、工作伙伴、其他人的关系，儒家给了一个最根本的原则

　　——仁。什么是仁？《说文解字》里讲，仁，亲也，从人从二。看“仁”的字形，人旁边一个二字，其实讲得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儒家理解的人和人的关系不是斗争关系，不是西方理解的敌对关系，而是相亲相爱的关系。《论语·颜渊》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仁”，孔子就回答说，“仁者爱人”。仁就是应当去爱人，这是我们看待、处理人和人关系的最根本的准则。人和人是相亲相爱的关系，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突出特点。

　　怎么样来培养这种关系，让每个人都能够建立仁爱之德呢？儒家的方法是以亲亲之爱为起点，使每个社会当中的人都能获得仁爱，保持仁爱的德性。首先在家庭当中来培养人的这种感情，儒家认为如果你在家庭当中，面对你最亲爱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都不能建立仁爱感情，那么就不可能对一个陌生人建立仁爱的德性。要在社会当中实现人和人的亲睐，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家庭当中培养孝悌的德性，培养仁爱的感情。以与父母之间树立的感情起点为基础，逐步发展到跟社会上其他的人培养仁爱之德。

　　怎么样培养仁爱的方法？仁不能仅仅存在于家庭当中，它还要扩展出去，从家庭伦理变成社会伦理，相应地就要有忠恕之道。忠恕之道是两个方面：忠道，恕道。忠道叫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通过由己及人地把它推广出去，从家庭扩展到整个社会当中，实现仁爱的社会感情。

　　儒家的理想是亲亲、仁民、爱物。亲亲是在家庭中培养每个人的德性，然后通过忠道推展出去，以此对待更多的跟我们关系稍微更远的人，再推展到整个世界，像一个同心圆一样，一轮一轮地推出去，最后扩展到在整个社会、整个宇宙。忠道在古代被叫做金律。与忠道相对的叫恕道，《论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自己不想要的，就不再施加到别人的身上，这就是恕道，也是仁爱之情的体现。《论语》中有学生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一个原则，是我一辈子不论到任何地方、不论面对任何的情况都可以用的呢？孔子说“其恕乎”，就是恕。儒家认为忠恕之道是培养、调节人和人关系的最根本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看到了儒家伦理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1993年，孔汉斯召集了6000多名世界宗教领袖开了一次大会，组织这次会议的初衷，是他发现世界上发生的战争大多都起因于文明的冲突与较量，所以他想能不能提出一种普世的伦理，即所有的文明——不管它是哪个宗教、哪个种族、哪个文化都普遍认可的原则，在大家都能接受的基础上，慢慢地建立人类之间的共识，通过文化的建设创造和平氛围。于是他就让6000多名世界宗教领袖选出不同文明、文化都能普遍接受的理念，最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全世界不同文明的人都接受了，孔汉斯认为它是人类的普世伦理。

　　孔汉斯说，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原则的源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成为世界文化普遍接受的伦理准则，它实际上是人和人关系的底线准则，或者说它是人类文明的底线。如果突破了这一底线，就会带来什么？耻。孟子讲的羞恶之心，其实就是耻的文化，中国文化特别强调耻感，社会中的很多事情突破了底线，其实是因为相关人员缺少这样一种耻感。人和动物之所以有区别，就是因为自己做了错事之后，自觉地有羞愧的感觉，这种耻感对人来说是他之所以为人的标志。《论语》孔子讲“知耻近乎勇”，知道羞耻是一种勇敢的德性。

　　古代中国崇尚君子品格，注重品性修养。《管子》中“国有四维”——礼义廉耻，是国家最重要的四条准则。“一维绝则倾”，如果一条准则丢失掉的话，这个国家就会倾斜；“二维绝则危”，如果两条准则都丧失的话，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三维绝则覆”，如果丧失三条准则的话，国家就可能会被颠覆；“四维绝则灭”，如果四维都失去，国家就会灭亡。“倾可正也，危可安也”，如果倾斜了还可以把它扶正，如果危险了可以想方设法让它安全，如果颠覆了还可以尽量地把它扶起，但如果它要灭亡的话，就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再挽救了。这是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的治国理政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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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

　　人怎么样在人群当中生活，怎么样在更广阔的自然当中认识人跟天地的关系？儒家的理解是天人合一。儒家认为人性是上天赋予的，人性中体现着天性。《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包含天、地、君子，把天地之道的本质落实在人身上，就是君子。天最大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永无止境。“天行健”，天永远健动不息，春夏秋冬没有哪一天是停止的，人就应当像天一样自强不息，永远地有所作为；大地的品德是承载性，它是来承载你的，不管老虎、狮子、蚊子、苍蝇，大地都不会嫌弃，所以君子应当像大地一样包容，以厚德载物。君子蕴含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德性，所以天和人是一致的，是合一的。

　　中国文化经典《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我们的这样一种人性、这样一种品质是来自于天的。所以，当中国人碰到惊讶的事情时一般都会说“我的天呐”“我的妈呀”，口语中表现出来的是赋予我们每个人生命和本性的所在，母亲给了我们生命，文明、文化塑造了我们的本性，本性也叫作“天性”“天赋”，天是我们获得本性的来源。但是，如果一个西方人遇到惊吓或惊喜时，他会说“Oh ！My God”，我的神啊！为什么？因为在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赋予人生命的，赋予生命意义的，是他的神、他的上帝。

　　中国人认为，天地不是外在于我们的，每个人都是天的一种显现。依照儒家学说，人最好的状态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天地间最好的德性都在人身上体现着，人要做的就是“明明德”，把天地之德彰显出来。这是儒家对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人与天地关系的理解。

　　整体上看，儒家对人的主体性、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天地的关系这三个方面，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庸讲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它一定是在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显示它的高明的。儒家的道理是很平凡的，又是很高明、很精妙的。“道不远人”，儒家的道理、原则跟我们每个人都离得不远，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践行着儒家的道德原则及生活方式，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它就是在这种平凡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显示其伟大的。

　　释迦牟尼是佛教文化的最高展现。他最初是古印度一个地方王国的王子，后来舍家弃业，为了追求精神解脱吃尽苦头，最后在菩提树下顿悟成佛。这样的人生历练对普通人来说是非常难的，但释迦牟尼不是一般人。如果没有强烈的精神解脱欲望的话，很难走上这条舍弃现世荣华的道路。同样，基督教文明下的耶稣为了芸芸众生献祭自己的生命，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向上帝赎清世人的罪，通过殉难来唤醒世人，这样的人生结局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

　　与以上两位文明代言人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代言人孔子。他的一生看似跟大家都是一样的：结婚，生子，有自己的事业，73岁离世。但是他就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成就了非常高的、非常完满的道德人格，成为中国的文化象征。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圣人，不是像耶稣、释迦牟尼那样让大家觉得高不可攀，而是达到人伦之至，成为了圣人。圣人是能够把日常生活做到最圆满的人。他走的路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走的路，但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这条路走得最完满、最饱满。“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圣人是什么？为君就把君道做到最完满，为臣就把臣道做到最完满，为父就做最好的父亲，为人子就做最好的儿子……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做到最完满，就是儒家的思想特征。

　　“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像孔子一样，在平凡普通的生活当中实现人的最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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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进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贯彻中办国办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贯彻习总书记关于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的论断和要求，最根本的方向就是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它在新的时期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实现“两创”的发展，最主要的是要坚持以下三个方向：

　　第一，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真正地去珍惜、尊重我们民族传承下来的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礼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我们要坚持实践标准，辩证地继承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复兴，并非是原封不动地来到现代社会，而是要让它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进步相结合，与当今的社会实践结合，与国家发展中的问题结合，在实践标准的推动下不断更新，在面对时代、面对问题中获得新生。

　　第三，我们是要坚守文明的互学互鉴，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善于吸收外来的文明，像当年宋朝学者吸收佛教文化创造出来宋明理学那样，让我们的文化在吸收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的各种文明精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创造中华文化的新辉煌。

　　（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  曹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