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科学的种子

　　当今世界正处在原子时代向比特时代转变的历史关头。如果说原子时代的源头是古希腊的原子论，那么比特时代的先驱就是中国古老的《易经》。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文化的种子，向世界提供中华文明的最佳遗惠，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发展新的科学知识系统和新的人文价值体系，当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历史使命。

一、科学遭遇社会挑战

　　1.科学被质疑

　　我们看看近来发生的几起相关事件：一是近年对于转基因的反挺之争；二是《肿瘤生物学》杂志对来自中国的107篇论文的撤稿事件；三是2017年“世界地球日”举行的全球“科学大游行”事件。从这几起事件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不光是科学家的事情，科学本身已经成为全民、全世界都在关注和讨论的问题。大家不仅关心科学要花多少钱，更关心科学对人类到底将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实际上就是说，现在科学正面临着挑战与危机。

　　转基因的反挺之争。2016年6月，由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罗伯茨和菲利普·夏普发起并组织百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公开信，支持转基因的科学研究和推广，要求绿色和平组织停止反对转基因。与此相反的是，“关心社会与环境的拉丁美洲科学家联盟”（UCCSN-AL）则发表声明予以驳斥。这让我们看到科学界内部对于转基因问题的严重分歧。不仅科学界如此，广大社会公众也在讨论这个问题，许多媒介人物、舆论领袖反对转基因，同时还有一批专家学者、公众人物力挺转基因。中国舆论也不例外，对转基因的争论异常热闹。

　　《肿瘤生物学》撤稿事件。2017年4月20日，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集团发表撤稿声明，宣告撤回《肿瘤生物学》杂志上发表的107篇论文，原因是在论文发表之前的审查程序中，存在同行评议造假问题。这件事情在中国引起很大震动，因为这些论文的主要作者都来自中国，涉及的科研机构又都在医疗系统。这起事件直接关系到科学界的信誉问题，因为搞科研、写论文拿的都是政府基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科研论文评审造假，科学界的信誉何在？该事件受到中国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质疑。问题的责任涉及论文作者、论文出版者和论文推介者三方。不论主要责任在哪一方，都因损害了学术公信力而危及科学的发展。

　　全球“科学大游行”事件。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怀疑地球变暖的科学结论，并决定缩减科研经费，这直接导致科学家们团结在一起，为科学的生存发声反抗。在2017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借公众关注地球变暖问题之机，科学家们组织了“科学大游行”，席卷了全球600多个城市。没有参加游行的国家主要在非洲和中东，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都参加了。游行队伍打着“为科学游行”的横幅，举着“我们是科学家”的牌子，甚至抬着爱因斯坦的形象，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示威。

　　对科学的质疑，从科学诞生起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越来越深刻。16世纪，德国神秘学家阿格里帕于1530年写下《论科学和技艺的无益和不可靠》一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那时科学才刚刚诞生。17世纪，英国作家弥尔顿于1665年写出史诗《失乐园》，其实，他关注的也是这个问题。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偷吃了“智慧果”，犯下了原罪，受上帝惩罚被驱赶出伊甸园；科学这个“智慧果”被偷吃以后，也要受到上帝惩罚，这就是弥尔顿对科学的发展所表达的意见。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于1750年发表《论科学与艺术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论著，他的结论是科学和艺术不仅无助于敦风化俗，而且使人类堕落。这是卢梭批判法国当时的时代状况。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于1882年写下《快乐的科学》一书，他的观点是科学的背后是谎言。20世纪，德国哲学家胡塞尔于1954年写下《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一书，他的观点也是批判科学，认为科学把自然数学化，掩盖了人性的层面。进入21世纪，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温伯格在2012年发表《大科学的危机》一文，评述美国政府不愿意再拨钱建超导超级加速器背后的真正原因。从16世纪一直到21世纪，对科学质疑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科学发展不单纯是科学家的事，而是影响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2.科学被质疑的原因

　　科学之所以被质疑，主要是因为科学不能保证造福人类。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也存在科学研究的认识和方法的局限，这是“科学基因”决定的“原罪”。我们所说的科学，指的是以逻辑、数学和实验这三个要素紧密结合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我们说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就是没有逻辑、数学和实验三要素的结合。实际上，在古希腊也没有“科学”。科学是在16、17世纪之间诞生的，其诞生以伽利略的贡献为标志。霍金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他这方面的功劳大概无人能及。”归功于伽利略，就是他的工作提供了将逻辑、数学和实验三个要素紧密结合起来的方法。逻辑保证科学知识有条理，数学保证科学知识精确，实验保证科学知识可靠，但是它们都保证不了可以造福人类。科学可以用来制造杀人武器，或者一开始认为是对世界、对人类有好处的东西，最后却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农药，农药杀虫保证庄稼长得好，可是鸟又去吃吃了农药的虫子，结果鸟也死了，《寂静的春天》写的就是这件事情。化肥也是问题，使用化肥可以多收粮食，但使用时间长了土地会板结，再不能很好地生长庄稼。这些事情人们一开始意识不到，后来慢慢发现了。转基因问题也是这样，还有机器人问题也是这样：就是将来到底会怎么样？有些问题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比如原子弹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处，不能再去制造原子弹，全世界都在限制制造它们。

　　3.科学面临的挑战

　　科学不能保证造福人类，它产生的巨大能量就很可怕。科学所面临的社会挑战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全球变暖是一个具有广泛共识的科学结论，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却不承认，因此激起科学家跟政府进行斗争。科学家跟政府斗争，也就等于跟老百姓有矛盾。第二，技术评估的困难。今天的科学技术将来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在还不能够作出准确预测，比如机器人将来到底会不会控制人类？转基因用在人的身上究竟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今天还难以预测。第三，科学和人文两种文化发展不平衡。我们不能说只有自然科学重要，而社会科学讨论的问题就不重要。二者发展不平衡，就会导致人性、人的价值得不到很好的理解，科学就很难被驾驭，也就很难使科学为人类造福。

　　科学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力的恐惧，科学的飞速发展却又让人类陷入了对科技的崇拜与恐惧的矛盾中。我们不但害怕原子弹，还害怕转基因，害怕机器人……在科学已经成为文明基础的今天，其影响已经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感受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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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文化方向选择

　　1.新科学的生长点

　　科学自身的逻辑与社会需求的交汇处，往往是新科学的生长点。科学为求得生存条件，不得不适应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政府要想发挥科学的社会功能，也不得不修改某些规范，以提供科学发展所必须的社会条件。我们看到科学家跟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斗争，既然有冲突，就会有妥协。科学家要让特朗普总统出钱支持科学研究，就要适应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要作出一些妥协。特朗普总统要想利用科学的功能，也得给科学家提供一些条件，才能使科学得到发展。

　　2.科学是特定的文化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约翰·齐曼说：“为了从扑朔迷离中找出一条道路，人们必须将科学研究视为一种由种种惯例和传统支配着的特定文化。”要想找出一条新的科学发展道路，也得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科学。科学这个特殊的文化体系，是嵌在整个人类大文化系统里的一个小文化系统。美国人类学家怀特写了《文化的科学》一书，他把文化看作一个系统，并将其区分为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亚系统。这跟我们平常说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致的。我们所说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就是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创造物，是相对于自然来讲的，比如陶器文化、金属文化、原子文化等等。

　　3.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文明是怎么产生和发展的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文明的产生和进化根源于人类对来自于自然的挑战作出的适当应战，即“挑战应战说”。比如，人类为什么要盖房子，为什么要种地和饲养牲畜？因为不盖房子就不能躲避风雨，就难以生存，盖房子就是一种对自然的反抗，对来自自然挑战的一种适当应战。因为采集的野果不够吃，人类就要种植农作物和驯养动物，逐渐发展为农业、畜牧业，这都是对来自自然挑战的适当应战。如果能够作出这种应战，那么文明就会发展。汤因比说，地球上的几十个文明都是这样产生的。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提出，人类文明的演进根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对于工业文明的产生，他在自己编写的《世界史纲》中说，工业文明就是由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冲突和融合产生的。冲突与融合在中国历史上也体现得非常明白，为了防备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农耕民族修建了长城，这种斗争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一直到清末才算结束。但是中国没有因此产生工业文明，而是游牧文化被农耕文化所同化。我们一直讲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就是它能够同化所有外来文明，所有的外来文化都被中华文化同化。其实这也不能完全算是优点，因为我们在文化冲突、融合中没有产生工业文明，导致中国工业文明落后。欧洲却能由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工业文明。

　　现在工业文明的发展已经遇到危机了，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不可持续。有学者讲，我们现在应该停下来歇歇脚，或者是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4.创造未来新文明

　　未来的新文明怎么产生？按照韦尔斯的观点，将在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那么应该在哪种文化跟哪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答案是：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中产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直有这两种文明的冲突。目前中美之间这种文化冲突依然存在。文化冲突全世界都有，比如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与中东伊斯兰文明之间存在着文化冲突，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讲这种冲突。这样的冲突能不能产生一种新的文明？还是说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所同化？历史上的蒙古文化和满文化跟中原农业文明相冲突，结果蒙古文化和满文化都被同化到汉文化中。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是要创造新文明还是说现在的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同化？（农业文明把工业文明同化是不可能的，工业文明把农业文明同化则是有可能的）。我们把韦尔斯搬出来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未来文明必定在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创造新文明必须有母体文明，我们的母体文明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世界上唯一连续完整保留到现在的农业文明。对于创造未来新文明来说，中华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世界稀有的战略资源。

　　在十八大、十九大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举棋不定的，口头上说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实际上作为国家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强调得不是很明确。现在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东方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后现代性，从创造未来文明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会重新获得生命力。最早从科学角度来谈这个问题的外国人是科学史学科奠基人萨顿。科学诞生在近代欧洲，但萨顿认为“西方全部形式的科学种子都来自东方”，并且未来科学的启示“也必定来自东方”。萨顿是在1930年发表的《东方和西方》的演说中谈到这个观点的。李约瑟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保存着“内在而未诞生的最充分意义上的科学”，强调中国科学文化传统对未来科学的意义。

　　5.新科学的特征

　　有种种迹象昭示，科学可能不再完全沿着17世纪确定下来的路线前进，它将从以科学与人文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性转向以科学与人文相结合为特征的后现代性。价值理性正在成为科学行为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总体范式已经在转变之中，一种与传统理解不完全相同的新的科学类型正在形成，其总特征就是趋向于科学要保证造福人类。这种新科学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不可重复的现象成为科学探索的重要对象。之前的认识是：若实验不能重复，就不能认为是科学。事实上就是有一些现象，它们根本就不可能重复，我们能不能对它们进行科学研究？要不要把它们纳入科学的轨道？比如地震、天气变化，它们就不能重复。对于这样的对象，科学已经在进行越来越多的研究。第二，科学的社会运用被纳入科学探索过程之中。以前科学家只管研究、探索，不用管科学的社会应用、运用。实践证明，科学家不闻不问是不行的，某些科学成果会被乱用、滥用、错用甚至反用。现在生命科学界有一个科学伦理委员会，它决定一个东西要不要研究、研究到什么程度，实际上就是把科学的社会应用纳入科学探索过程之中，改变了以往科学家只管研究不管应用的局面。第三，价值考虑作为理性要素进入科学论证过程。以前说科学可靠不可靠，单是依靠逻辑、数学、实验三要素来论证，逻辑推论是从已知推出未知，数学保证精确性并附带数学推理，实验确定结果的可重复性。但是这种论证保证不了科学造福人类。现在，要在这些论证中加上科学哲学部分，即在科学解释中加入价值的因素。第四，理论的反身性成为建构科学理论的新要求。现在所有的科学理论都不能运用到它的自身，都是用到别的对象上，不具有反身性。在这个问题上，股票的情况最为严重，金融大鳄索罗斯玩股票成了大资本家、大财主，理论的反身性问题就是由他提出来的，他的核心投资理论就被称为“反身理论”。不光是股票问题，类似股票的含有概率性因素的科研对象有很多。怎么解决理论的反身性问题，是科学发展所必须关注的。具有以上四个特征的新科学如果能够发展好，科学造福人类就能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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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体悟国学传统

　　1.走向智力社会

　　当代世界正处在从经济社会向智力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当代科学正在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科学，当代文化也正在走向以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文化。这是我对于当代特点的总概括。什么叫智力社会？这涉及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提出了“社会中轴转换原理”，认为社会发展靠德、权、财、智、情五种力量来维系。物理世界有四种基本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大块的物质像银河系、太阳系，地球靠引力维系，分子、原子、电子、质子靠电磁力维持，原子核内部更小组成，靠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维系。人类社会、国家、组织、团体、家庭靠什么维系？我归结为道德、权力、金钱、智力、情感这五种力量，即德、权、财、智、情。它们在不同的时代，对社会的重要性也各有不同。在最早的原始社会，社会维系主要依靠道德。到了封建社会，社会维系主要依靠权力。封建社会皇帝权力很大。然后是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依靠金钱，有钱能使鬼推磨。现在什么能够取代金钱？智力。未来什么能够取代智力？情感。所以我说当代世界就是从经济社会走向智力社会，也就是智力要取代金钱来主导社会。金钱的主导地位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已经进入智力主导人类社会的时代。——这并不是说金钱不重要。比如说道德社会被权力社会所取代，也不是说可以没有道德了，而是有道德的人更多了；经济取代权势主导社会，不是说大家没有权力，而是有权力的人更多了；智力取代金钱主导社会，不是说大家都穷、没钱，而是有钱的人更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道德、权力、金钱和智力不断丰富、扩展的过程，而不是说把哪个消灭掉。在新旧文化转接的历史性关头，任何文化传统都面临着能不能被科学论证的考验，正在重新兴起的“国学”也不例外。

　　2.国学的历史

　　国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从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1923—1951）和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到当代《自然国学宣言》的诞生（2001），其坎坷的百年历史值得我们反思和检讨。

　　对于国学的诞生而言，《国学季刊》的创办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是标志性事件。1923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创办了《国学季刊》，主编为胡适。清华国学研究院其实也是在胡适多次建议下成立的。胡适（1891—1962）作为编辑部主任，他所写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揭开了“整理国故”运动大幕，提出了新国学研究大纲。“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与传统经学相区别，它研究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这是当时的国学概念。胡适提出三点作为新国学研究大纲：第一，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第三，用比较研究来帮助国学材料的整理与解释。后来，国学研究就是沿着这个纲领前进的。

　　吴宓（1894—1978）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处主任，拟定了教授和讲师资格。资格包括三个条件：第一，“通知中国学术之全体”。即对中国学术要有全面整体把握。第二，“具备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即要有科学的方法。第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这个要求是很高的。他根据这个要求，选聘了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赵元任（1892—1982）为教授以及李济（1898—1979）为讲师，建立和发展了中国学术的独立传统。

　　从新科学的角度看，当代国学的标志性进展是“自然国学”问世。所谓“自然国学”就是国学中的自然科学或者说“历史自然学”。自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一批文化名人发表《甲申文化宣言》以来，当代国学研究更是热闹起来。

　　3.中国传统科技文化

　　自然国学是国学中的自然科学，这话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严格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自然科学。不但中国没有，古希腊也没有。自然科学诞生于16、17世纪。我们为什么还要说古代科学呢？那是为了追溯科学的起源与演变。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是跟中国没有源流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一个类比：既然有古希腊科学，也就可以有古印度科学、古中国科学、古阿拉伯科学。

　　中国传统科技主要是技术。培根最早提出中国古代有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后来马克思也讲中国古代这三大发明。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画家约翰内斯·施特拉丹乌斯（1523--1605）在他的木刻画《新发现》中绘制了九项所谓古人不知道的“新发现”，即美洲大陆、磁罗盘、火炮、印刷机、马镫、机械钟、愈疮木、蒸馏器和丝绸。20世纪的科学史研究表明，其中除愈疮木和美洲大陆两项，其他七项中国都是先驱。中国古代科技实际上主要是技术，我们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的概念，但是没有成为统一的科学概念。美国学者、中国科技史学家希文也是这个观点。我在《格致经世——中国科技》一书中，按照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的链条梳理了中国科技文化。我把产业放到其中来考察，就能更好看到中国科技的发展情况，比如中国的瓷器、茶叶、漆器等产业，都是闻名世界的。至于专门论述科学的著作，在中国古代书籍里则一本也找不到。

　　4.中国文化与西方科学

　　最早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科学释义的是来华法国传教士白晋（1656—1730），他把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的二进制数表与古老的《易经》64卦图进行比较，发现了二者的一致性。莱布尼茨同意白晋的意见，并承认易图是二进制的先驱。二进制数学可以用来解释古老的易图，坚定了他对自己发现的信心，于是在1703年将他在1679年写出的论文送交法国科学院院刊发表。在这个问题上，另有其他说法。有人说，莱布尼茨是看见易图后才发明了二进制的。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莱布尼茨在看见易图二十多年前就完成了二进制研究的论文。丹麦物理学家玻尔（1885—1962）由于科学成就巨大受封爵位，1947年在设计族徽时，他接受了中国史学家汉娜·柯比林斯基的建议，把中国古代双鱼太极图置于族徽中心，以象征其互补哲学。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1890—1974）1954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科学史》文章，1956年发表了《百家争鸣与发掘中国科学传统》报告。在此之前，在冯友兰等人写的文章里，一直都是持古代中国没有科学的观点，包括竺可桢自己在20世纪40年代写的文章，也是讨论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没有科学。50年代开始讨论中国古代科学史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转变。1956年，毛泽东主席提出：“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中国国学研究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席泽宗（1927—2008）在天体物理学领域、吴文俊（1919—2017）在数学领域、唐稚松（1925—2008）在信息科学领域，都作出了比较有创造性的工作。席泽宗的《古新星表》（1954）表明了历史观测记录的现代意义。当时，国际天体物理学界研究脉冲星课题，需要有相应的古代观测记录。苏联科学家请中国科学院完成，竺可桢把任务交给了大学刚毕业不久的席泽宗。席泽宗把《古新星表》做了出来，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反响，对天文学脉冲星研究起到很好的作用。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研究彰显了中国数学传统范式的现代意义。数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国的算法传统，另一个是西方欧几里得的证明传统。吴文俊认为，他是沿着中国的算法传统走上数学机械化道路的，其研究成果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唐稚松原来是学哲学的，他的研究领域是逻辑学。后来由哲学家变成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研究员，他创立的时态逻辑为计算机软件理论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唐稚松认为，他的研究成果得益于中国中庸哲学的指导。

　　5.当代科学思想的三大转向

　　我在科学史研究中发现，当代科学思想的三大转向与中国科技文化传统的特征契合。这三大转向就是：从构成论到生成论、从公理论到模型论、从物质论到信息论。

　　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第一大转向——从构成论到生成论。回顾几百年来的科学发展历程，其主要成就就是一种构成论的研究思路。用科学研究一个问题，就是把它掰碎了，把它的每一个部分都研究清楚了，再把它们组合在一起，

　　——不管是盐为什么咸，花儿为什么红，还是人为什么会做梦，最后都得归结成原子、分子等的分解和结合，才算是用科学研究到家了。其实，这样的研究方法对生命科学研究是不太合适的。我们不能把一个人掰开了、揉碎了，每一部分都研究清楚了再合起来，然后来理解整个的人，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在原子研究里也是不可能的。在基本粒子研究里，两个基本粒子相碰撞可能产生三五个新的基本粒子，而且新产生的三五个基本粒子的质量比原来两个基本粒子要大很多——几倍、几十倍、上百倍都可能，好比两个苹果一碰撞就变成了三五个大西瓜。我们能说三五个西瓜构成两个苹果吗？不能这么讲。所以用构成论解释就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而只能用转化、生成和消灭来理解。所以海森堡就觉得再用构成论观念去理解基本粒子是不行的，新基本粒子的产生和湮灭过程，不能都用分解和结合去理解。中国传统观念正好是生成论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都是这种生成的概念，跟现在科学思想中的生成论转向是一致的。

　　其他两大转向，与中国科技文化传统特征也是一致的。中国科技传统的特征是模型论的，而不是公理化的。中国传统讲信息论，信息论的先驱就是古老的《易经》。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探索一种新启蒙哲学的方法论纲领。在《当代新道家》（1991）和《静悄悄的革命》（1998）两本书中，我把整体论和生成论结合成“整体生成法”。《当代新道家》一书主要讲了几个人。一个是李约瑟，他给自己起了道号；一个是日本的汤川秀树，用道家思想研究现代的物理学；还有一个是卡普拉，他从欧洲到美国，写了一本书叫《物理学之道》。他们都将中国道家方法用到自然科学研究中，而且认为道家思想方法对指导未来科学发展是有用的。 在《当代新道家》一书的最后一章，对照18世纪启蒙运动的分析重构法，我提出了新启蒙运动的“整体生成法”。在《静悄悄的革命》一书中，我探讨了新科学诞生的可能性及其整体论的特征，分析了发展未来科学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优势地位。在汝信和李惠国主编的2016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及其现代启示》一书中，我写了第一章《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传统》，对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及其自然观、方法论和价值取向，给出了概括的描述。

　　6.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与“天人合一”思想

　　我们来大体看看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情况。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奠定了科学理性的哲学基础，包括阴阳五行和元气论。吴文俊认为他的数学思想是从古代数学思想来的，但他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可是现在有些人又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老百姓必须学习的科学素质之一。阴阳五行学说到底是科学还是伪科学，这个问题现在还在争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作为科学理性的哲学基础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奠定了，也就是说中国古人从天命观转向了天道观。秦汉时期，以阴阳五行学说和元气论为基础，形成了数学、天文、地理、农学、医学五大学科范式，但是没有统一的科学。医学和农学在学问上不发生关系，比如道家在山里炼丹跟农家在田里种地都是各干各的，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但是它们在哲学自然观基础方面还是一致的。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先后在南北朝、北宋和晚明时期呈现三次发展高峰。其中最高峰发生在北宋，晚明时期只产生了几本很有名的书，像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自然观原理包括生成原理、感应原理、循环原理，其方法论原则为象数论、比类论、实验论，其价值取向是制器尚象、天工开物、道术一本。

　　中国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认为，天人合一观是整个中国思想的归宿，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天人合一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同时也是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而且代表一种值得追求的人生境界。作为一种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它能克服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对立。天人合一既不以人为中心也不以天为中心，而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来思考问题。因此，这个问题现在就比较有价值。当代兴起的自然系统研究，伴随着自然观的转变——从控制自然到控制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人地关系系统研究到自然控制论的诞生，以及盖亚假说和地球脑的觉醒，古代的天人合一观的现代科学版在逐渐形成。

　　7.文化自觉与民族复兴

　　社会学家费孝通(1910---2005)1997年第一次提出“文化自觉”，即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自知之明，以适应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这种思想对我国传统文化不是吹捧崇拜，而是要有自知之明，其目的是要达到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我们想要寻找一种新的科学，这就是一个文化选择问题。这个选择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找，这就有一个文化自觉的问题，要有自知之明，要能够达到有自主地位，而不是言必称希腊。

　　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三个百年密切相关。第一个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我们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贡献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争得了世界政治五强之一的地位，其标志是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第二个百年，即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中叶，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我们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贡献了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指日可待。第三个百年，即21世纪中叶至22世纪中叶，是我们战略目标的最终期待，生命和劳动力不再可能成为世界青睐的要素，要靠贡献智慧赢得世界人民的尊崇，进入世界文化强国的行列。让我们行动起来，继承先贤的绝学和遗志，发掘传统文化蕴含的真理，寻找未来新科学的种子吧!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董光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