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为平：播撒信仰火种的革命先驱

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回忆党的历史，了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成长起来的。由小及大，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百年大党是如何从十几个人成立发展到现在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的。

由于家庭原因，我多年来一直在追寻祖父的足迹。通过长时间的了解，挖掘和考证资料，我认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经历了三个成长阶段：一是在少年时，他们是一些有思想、有抱负的品学兼优的学生骨干，在学校接触了新的思想；二是在爱国斗争中，他们又是有热血、有志向的舍命救国的爱国青年；三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有理想、有信仰的英勇奋斗的共产党人。他们这些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都是在“五四”爱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的进步青年。在爱国斗争中形成的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五四”精神，激励着他们追求真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今天，我就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熟悉的一位革命先驱——我的祖父马骏。马骏于1895年出生在吉林（今属黑龙江省）的一个富裕的回民家庭，目睹了满清王朝的衰亡，看到了北洋政府的腐败。当时的中国是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国家主权不完整、资源被掠夺、领土被割裂。所以，他从小就忧国忧民，经常向老师和大人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老受外国人的侵略？因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们国家的主权不完整、资源被剥夺，老百姓在军阀混战的环境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他在小学作文里提到了长大后要做“一只雄鹰”，凌空而起、架云高飞，飞的越高、看得越远。他从小立志要做大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国富民强，也因此被老师们、同学们、很多家长称为“早熟的怪孩子”。

马骏这一思想的形成和他的父亲有关。我的太爷在闯关东时是一名工人，既懂机械，又有创业精神，所以到了东北以后和一些欧洲人做买卖，从德国进口了一些机器，创办了“增兴福”面粉厂，成为了当地的首富。他经常跑去欧洲做买卖，见识到了工业革命，以及社会发生的变化，不但带回了货物，还带回了一些进步书籍。他把所见所闻讲给孩子们听，让孩子们读进步书籍，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此外，他特别注重教育，还和其他一些商家董事联合办起了清真两级学堂，不但让贫困的回族孩子们能够读得起书，同时也让当地的汉、满和朝鲜族孩子们也能上得起学。他看到自己的两个孩子是可塑之材，就先后把二人送到天津南开学校，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学到新知识、开阔眼界，既能振兴家业，又能报效国家。我的太爷没有加入过党，但是很支持自己的儿子追求进步思想，1920年在天津曾经营救过因参加爱国斗争被捕入狱的周恩来、马骏。1925年，在马骏入党以后，他在为马骏寻找党的秘密联络点的路上被敌人杀害。可以说，马骏的父亲也是马骏的启蒙老师之一。

1915年，马骏考入天津南开学校。天津南开学校是一所由严修创办、张伯苓任校长的著名学校。在这所学校，学生可以自由成立一些团体，开展一些进步的文体活动。在一次演讲比赛中，马骏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同台演讲。由于理想相近、志趣相投，他们成为学生骨干并结为挚友，两人经常在校刊上投稿，写了一些满怀爱国激情的进步文章。

1915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日双方都是参加协约国的战胜国方，但是日本在山东打败了德国以后竟取而代之占领了青岛，取得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并于当年1月开始和袁世凯的北洋政府进行会谈，直到5月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签署“二十一条”，暴露了企图强占中国的狼子野心。“二十一条”的签订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强烈不满和抗议，中国人民开始了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

1917年，周恩来毕业后到日本留学，马骏始终和周恩来以及一些学长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后，马骏成为天津爱国斗争的领导人，始终站在最前列，具有高度爱国思想，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性格豪爽、工作干练、认真负责，积极参加实际斗争，不怕反动统治者的迫害，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精神。

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11日结束，参战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会，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中国北洋政府派出了5人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要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主权的诉求，但遭到了会议的拒绝。这一消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点燃了以北大学生为代表的抵制“二十一条”的怒火。

天津的学生们知道消息后迅速响应，很快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马骏被推选为副会长兼执行部长。马骏把国内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传信告知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等学长，在这些留学生中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恩来知道消息后毅然决然返回祖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他回到天津以后，住进了马骏的宿舍，被天津学生联合会聘为会报主编。同时，周恩来和马骏积极备考，同时考上了天津南开大学。

1919年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个新开端，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动荡、反帝反封建斗争非常激烈的年代。看到北京、天津的学生都成立了学生组织，而且经常举行各种演讲和斗争，宣扬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北洋政府开始了镇压，在6月3日发动了“六三事件”，先后逮捕了北京800多名学生。天津学生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联合上海等地的学生向全国各地发出号外，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6月5日，天津学联召集了15所在津高等、中等院校，在天津南开学校广场上带领学生举行了一次集会。马骏起草了六项宣言，如誓保国土、挽国权、雪国耻、除国贼等。天津学生联合会会长谌志笃，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学生作事，纯本天良，不为势迫，不为利诱”。天津学联联合天津商界，在天津海河公园举行大会，进行了罢市、罢课的联合。6月9日开始罢市，北洋政府10日就坐不住了，决定要释放被捕学生，当天晚上派出参议员赶到天津总商会，要求立即复市。听到这一消息后，马骏带着学联会的学生赶到了天津总商会，看到总商会正准备起草恢复停止罢市、恢复营业的布告便据理力争，阐述收回山东主权的总要求。甚至在商会董事陈说罢市损失时，马骏头撞总商会议事厅立柱，血溅商会，表达了学生的爱国真情。商会董事们对此感到非常震惊，最终决定通电北洋政府继续罢市。马骏的壮举被报纸报道，引发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反响，推动了京津地区工商学界的爱国斗争。此后，天津成立了各界爱国会，马骏被选为执行理事。

随着京津地区爱国运动烈火的熊熊燃烧、蔓延全国，全国各地陆续成立学生联合会，发动学生进行罢课、请愿、游行示威。在这场运动中，马骏和刘清扬等天津学联的十几个学生作为代表会同北京学生，一同到新华门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递交请愿书，提出“总统一日不见、我们一日不散”。在这种情况下，马骏和刘清扬等十几个学生被推选为代表，在宪兵和军警的押解下面见徐世昌、递交请愿书。在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代表并未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爱国运动取得的一次小小胜利。

1919年8月，山东又发生了一个惨案，济南镇守使、亲日派马良枪杀爱国人士，山东实行了戒严，引起全国各地强烈反响。山东学生到北京乃至全国各地宣传，希望得到声援，严惩马良。事件发生后，天津和北京一共派出了数批学生代表请愿，却都遭到了北洋政府的逮捕。在这种情况下，天津学联和北京学联决定要增派更多学生，向北洋政府展开大规模请愿示威。于是，天津学联派出马骏等2000多名学生到北京。马骏在出发前激昂慷慨地表达，要求北洋政府取消戒严、严惩马良、释放学生代表，还表示是抱着牺牲的决心去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他们赶到北京后就在天安门到新华门这一带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请愿，并成立了指挥部，马骏被推选为总指挥。他们坚持斗争了两天两夜，第二天夜里，宪兵和军警开始包围、殴打、驱赶学生。马骏实在看不下去同学们把他围在中间，不让敌人抓他，便主动站出来表明身份，被十几个敌人扑倒在地并带走，随后被敌人持枪威胁，不把游行队伍解散就就地正法。马骏很坚定，表明这次来就是为了要求政府严惩马良，学生爱国无罪、马良卖国有罪，爱国学生是抓不完的，游行队伍绝不解散。这时，同学们赶来营救他，敌人看到这种情况同时也抓了其他几个学生领导人。马骏被关到京师警察厅，一关就是三天。这是马骏第一次被捕，他一生经历了三次被捕。该事件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反响，抗议书、电报像雪片一样纷纷发到北洋政府，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爱国青年学生。回到天津后，马骏便说出了“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是国人的马骏”的话语。我们可以感受到，经过这次炼狱的考验，马骏的思想得到又一次的升华，他把个人的生命、自己的小家同国家联系在一起了，也是从这时开始，他上了敌人的黑名单。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一时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学习《共产党宣言》与马克思主义，也认定了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于是就有了“南陈北李”和一些先生们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然后向学生、向社会进行宣传。马骏等人脱险以后，在回天津的火车上商量要成立一个能够长期斗争下去的更加严密的进步组织，也就是后来的觉悟社。觉悟社于1919年9月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中的骨干分子们发起成立，成为爱国青年学习研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团体，还产出了名为《觉悟周刊》刊物。在周刊上，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都发表过一些诗或文章，抒发表达爱国真情。觉悟社是很严密的，社员之间和对外活动时均用代号，邓颖超的代号是“逸豪”，周恩来的代号是“伍豪”，马骏的代号是“念久”。邓颖超还创作了一首觉悟社社歌，歌词为“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战争，青年齐努力，二十几个同志们，大家携手作先驱，奋斗牺牲是精神，推翻恶势力”，表达了当时这些爱国青年们的决心。

1919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打死打伤福州爱国学生的福州惨案发生，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后又引起了抵制日货的高潮，然而北洋政府对此疯狂镇压。天津有一个“魁发成”偷卖日本货，被天津学联发现。学联检查日货时和日本浪人发生冲突，天津警视厅以此事件为借口取缔天津各界爱国会，先后逮捕了爱国会的一些领导人，其中就有马骏和周恩来。这次被捕以后，敌人不审不判也不允许探监。家里听到马骏被捕的消息以后，马骏的父亲就赶往天津去营救。当时敌人看到马骏的父亲来了，就想通过他瓦解马骏等学生骨干，让他把马骏带离天津。马骏的父亲非常机智与坚决，只说想见见马骏。马骏见到父亲后说，我们在这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如果回去那就是半途而废，进而说服了父亲。马骏告诉父亲，让他提出要见所有的被捕代表。马骏的父亲就这样做了，并且给每个人都买了一盒点心，在其中藏了信件或字条，使被捕代表了解了外面的情况。之后，被捕代表决定内外联合进行斗争，要求公开审判、和外界联系、集中关押，以及通过绝食要求学习、锻炼和改善待遇。马骏等人在狱中和敌人进行斗争，一共被关了半年时间，其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觉悟社的一名叫李愚如的社友要到法国 留学，周恩来和马骏等人知道后都给李愚如写信、写诗，表达了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斗争到底的决心。经过半年的关押，敌人于1920年7月公开审判，草草判决之后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鉴于马骏在爱国斗争当中的突出表现，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留日同学会赠给马骏一枚刻着“遹泉奋斗纪念，留日同学会赠”的金质纪念章。遹泉是马骏的字，马骏还有一个别名是马天安，他还有一个俄文名字是马尔赫列夫斯基。周恩来和马骏出狱后，两人都已经被南开大学开除了，但他们并没有离开天津，而是住在天津学生联合会，一直从事觉悟社的活动。同时，周恩来在做准备赴欧洲留学，马骏短暂回了一趟老家后很快返回北京、天津，又在李大钊先生的推荐下赶往上海，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这两位亲密的战友天各一方，为了共同的振兴中华的目标努力奋斗着。

1920年8月，天津觉悟社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社团在北京陶然亭召开实现“改造联合”座谈会，同时邀请李大钊先生、张申府先生到会指导。李大钊先生在会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宣言》，号召各团体必须有明确的共同主义，采取联合行动。随后，五个团体联合发表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是我们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此时，马骏已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1921年7月23日，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广东以及日本等有中共早期组织的地区派出了13名代表参会，共产国际派出了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会，“南陈北李”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大会选举了陈独秀为总书记，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大会开会期间还出现了变故，因为被巡捕房盯上而临时终止，参会代表们分头转移到南湖红船上继续会议。马骏受党的委派在南京、济南和东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发展党的组织。马骏到了哈尔滨就住在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的办公室，邓洁民虽然不是党员但很进步，先后掩护过周恩来、马骏和张太雷。马骏在那里对外的身份是受聘老师，白天教课，晚间就到哈尔滨的一个工人聚集区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同时进行反帝爱国斗争。期间，他还接触了一个进步青年韩迭声，一同成立了一个爱国团体叫哈尔滨救国唤醒团，还创办了《哈尔滨晨光报》。马骏经常在《哈尔滨晨光报》上发表一些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马骏在毓文中学任教，在学生当中发展党、团员，成立青年读书会，用工资买了很多进步书籍以及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并成立了东北地区较早的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