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久林：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看香港的未来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香港问题是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新中国从来不承认英国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总揽世界发展大势，把握历史机遇，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且成为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为香港回归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回归祖国26年来，香港总体保持繁荣稳定，我们对香港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一、香港问题的由来与延续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对香港进行了有效的行政管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统一海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他为避免国家再次分裂，在全国范围实行郡县制，其中在岭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而香港就属于南海郡所辖的番禺县。汉高祖刘邦也曾派大臣陆贾南行封南海郡尉赵佗为南越王，以加强包括香港在内的岭南广大地区的统治。这表明，自秦汉时期起，香港就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秦汉之后，中国历朝历代都对香港地区进行了相应的管辖。到明清时期，香港地区已成为海防要塞，以防御外国侵略。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还在香港的九龙等地设有炮台。

香港问题是怎么来的？就是当年英国侵略中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由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英国于1842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规定“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随后，为在中国攫取更大利益，英法联军在1856年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英国于1860年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规定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的中国领土“永租在案”，归英属香港界内。1898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及附近200多个大小岛屿（后统称“新界”）至1997年6月30日，租期99年。这就是香港问题的由来。

香港地区被英国进行殖民统治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收回香港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秋瑾的爱国诗句，表达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誓言。但是，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不能解决香港问题。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当时的中国太过弱小而遭到列强拒绝。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也曾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但仍然遭到英国拒绝。英国首相丘吉尔还强硬地宣称，我当国王的首相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并表示，决不会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块领地。当时，蒋介石作为美国认可的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有权收复香港，理应前往香港受降，但却被英国抢先。这对于蒋介石本人和当时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民族危难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担起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迈出了祖国统一的历史性一步。1949年，解放军一路南下，直逼香港。当时的港英政府十分害怕解放军直接收回香港。第22任香港总督葛量洪回忆说：“1949年10月，共产党的军队到达了我们的边界，我们一直都向伦敦咨询，尝试预测那些军队抵达边界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但是，解放军抵达深圳河北岸后，并未继续向前推进。这是为什么？毛泽东同志认为，从总体形势看，不宜马上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利用好这两个地方，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会更为有利些。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对香港和澳门采取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就是暂时不考虑收回香港，但应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中国政府也多次申明：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对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59年，毛泽东同志针对中国共产党内少数人在香港问题上的急躁情绪，耐心地解释：“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我们不急，目前对我们还有用处。”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中指出，“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人就是我们中国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

英国、葡萄牙把香港、澳门列为殖民地，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不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奉命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并指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政府的这一原则立场得到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和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有关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剔除的决议。这就使国际社会从法理上确认了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从而排除了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干预中国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合法性，表明新中国是一个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国家。这一点非常重要。

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顺利回归

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同志会见来访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问题时，他指着邓小平同志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了。”历史证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辜负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托，把握历史时机，着力解决香港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且成为香港回归的基本方针。

当年，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用“一国两制”的构想来解决香港问题。他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这一方面表明邓小平同志坚持从实际出发，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完成国家统一的坚强决心。

任何殖民者从来都不会自动放弃殖民统治，英国也是如此。1982年6月，英国和阿根廷为争夺大西洋南部的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争（简称马岛战争）。尽管英国取得了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代价。3个月后，也就是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尽管撒切尔夫人是挟着胜利者的余威而来，但是，她深知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不是马岛，中国领导人不是阿根廷领导人。

不过，英国还是要在香港问题上进行最后的挣扎。英国方面首先抛出“三个条约继续有效论”，企图使其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永久化、合法化；还提出“以主权换治权”，要求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9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说：“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如果十五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说得很重，对于撒切尔夫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磅炸弹”。但是，她还是要“断言”，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邓小平同志对此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邓小平同志关于收回香港的坚定立场，使撒切尔夫人和整个英国都感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与力量。因此，英国不得不表示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同意就香港回归问题进行谈判。撒切尔夫人对此表示“十分沮丧”。当时，她的压力很大。谈判结束后，她在走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不慎跌倒，摔了一跤。

邓小平同志会见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实际上成为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基础。中英双方经过两年22轮的谈判，终于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简称《联合声明》）。同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举行了正式签字仪式。《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在1997年后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英两国政府合作保证1997年香港的政权顺利交接。《联合声明》的签订，成为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里程碑。

邓小平同志关于“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国大陆作为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一国两制”是以“一个中国”为前提的，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内容和政治保证；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基础上，允许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保证台湾、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所以说，“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

1990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用法律形式规定了中国在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在1997年7月1日顺利完成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终于回到了伟大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