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宁：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及其当代意义

202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思想博大精深，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述、话语深入人心、历久弥新，已成为民族记忆、文化范式、精神标识，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纪念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贡献、宝贵遗产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六个方面来回答。

一、理论创新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思想体系是前提和基础，而我们今天讲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关键和核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历程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产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今天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四种重要提法。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明确了主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强调结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进一步突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是何时提出、怎么提出的，其意义何在？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本身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更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践、实际、历史、文化相结合，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的主线，是极具主体性、自主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核心概念，具有本源性和统摄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文化自信、历史主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我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学科都无法存在，关于很多问题的研究将无所适从，而有了这一概念，我们就取得了对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话语权、主动权，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从本原上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西方的哲学、思想、文化、理论，它是怎样漂洋过海到了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的？这里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国化，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从德国的形态转变为中国的形态，从欧洲的形态转变为亚洲的形态，从西方的形态转变为东方的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的，那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思想上的奴隶”“理论上的搬运工”“学徒状态”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体系化学理化”，中国共产党百年理论创新历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同志在这一过程中，还留下了一系列成果，比如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关于调查研究问题的重要著作，其原名为《调查工作》。此外，还有1938年的《论新阶段》，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等。

我们要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或者说，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和关键词是什么？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结合”。《改造我们的学习》是延安整风时期的重要文献，写于194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文章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为了七大的顺利召开，我们要先解决一些历史问题，这就有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类似上述的表述在《毛泽东选集》中还有很多，其关键词都是“结合”。

我们该如何理解“结合”？光说“结合”是有点笼统的，我们要具体化地理解，即通过四个视域来理解：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视域看，“结合”是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从翻译、介绍、摘译开始的，也就是片段的、零星的、转述的，主要是指五四时期。二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域看，“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这里主要是指延安时期，我们的主要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以及“中国实践”。三是从“两个结合”的视域看，“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主要是指党的十八大以后，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四是从“第二个结合”的视域看，“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相结合。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上述内容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从而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

二、思想路线的确立：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一词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汉的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称汉景帝刘启儿子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修学好古”主要是指潜心研究、条分缕析前人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得出的言之有理、字字有据的结论，也就是“实事求是”了。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给予了“实事求是”一种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通过毛泽东同志的深刻阐释，“实事求是”的涵义从学风扩大到了在客观事物中找到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形成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可以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其从中国文化中来，对近代以来的中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点，我们从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匾额、国立北洋大学的“实事求是”校训中就可看出。“实事求是”也对求学的青年毛泽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那个年代，游于岳麓山下、爱晚亭旁、橘子洲头的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从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上，我们就能感受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的一腔热血。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上作题为《实事求是》的讲话。同年年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央党校的校训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1943年，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毛泽东同志为其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5年，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七大纪念册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我们可以看到，从1941年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改造我们的学习》以及题词开始，直至1945年，“实事求是”是反复出现的。可以说，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逐步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标志，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我们党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

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和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是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最主要的结果就是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结合”的典范，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完全是中国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一定要结合整个延安时期这一大背景来认识，即学习掌握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论述、理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论述、理念有七个：一是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分别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二是1938年的《论持久战》，堪称世界军事名著，既批判了当时关于抗战的两大错误观点，即“速胜论”“亡国论”，又科学预判了抗战的整体趋势；三是上述的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是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重点是定义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也成为党的二十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定义；五是上述的1941年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六是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七是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即从上述内容来看，经过哲学、军事、理论、实践、思想路线以及文艺等领域的丰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水到渠成的，其指导地位的确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得以实现的根本。可以说，延安时期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富矿。

三、根本宗旨的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实践，体现了发展的趋向，推动了社会进步。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为人民服务》中，深刻阐释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并写入七大党章，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于延安，发展到今天就是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可谓一脉相承。上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密切相关、内在贯通的。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治所废在逆民心”，“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传统民本思想密切相关。“民惟邦本”的传统民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融相通，“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立场和核心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传统民本思想的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和理论升华。

人民是共和国最坚强的基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根本政治立场、根本价值取向、根本执政理念。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这九个字，是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实事求是是唯物论、认识论、方法论，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观、价值观。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按客观规律办事，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赢得民心，才能有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不竭力量源泉。

四、艰辛道路的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

关于艰辛道路的探索，我们首先可以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社会主义500年可以分为六个阶段：一是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为《乌托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以及傅立叶、圣西门、欧文，他们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理想、理论，但没有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和方法；二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关键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在哲学上提出唯物史观，在经济学上提出剩余价值学说；三是列宁的社会主义实践，即1917年十月革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里讲的实践主要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四是斯大林模式，在1924年至1953年斯大林执政期间，苏联的做法延续下来并被学习、模仿，变成一种模式，即片面性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开始时有其合理性，但负面作用随着时间推移也越来越明显；五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探索，这里讲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主要讲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探索。

把握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奠基，我们的重点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同志的主要成果，体现为两篇文章和一次大会。两篇文章是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和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次大会是1956年党的八大。

《论十大关系》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关于《论十大关系》，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六个方面。一是写作背景，即1956年。这一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可谓“多事之秋”。其中，1956年的国际背景主要是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其影响既包含正面的，也包含负面的。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当选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他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代表们返回克里姆林宫并作出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揭了盖子、捅了娄子”。赫鲁晓夫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掀起了一股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引发了波匈事件。1956年的国内背景主要是我们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完成了“一化三改”，召开了党的八大。1956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同志用了43天时间听取了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最终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二是思想主题，即以苏为鉴、以苏为戒。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其中的关键字是“鉴”与“戒”，而文章的主题也特别明确，那就是不要照搬苏联模式、少走苏联的弯路，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是基本内容，即十个关系。毛泽东同志听取34个部委的工作汇报，涉及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国防、军事、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方方面面，被毛泽东同志高水平地总结为十个问题。其中，主要涉及经济的有：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东、中、西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也就是经济预算与国防预算；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也就是国家、集体与个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主要指的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等。主要涉及政治的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民族团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党和非党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也就是敌我矛盾；是非关系，也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对外开放。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特别强调，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长处、优点都要学，但是短处、缺点不能学。

四是哲学思维。文章特别指出：“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五是文章发表。讲话是在1956年4月，但是一直未公开发表，其中有两次机会建议发表，而毛泽东同志表示还在探索的过程中、还不成熟，不宜发表，可以作为内部文件。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的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才全文发表了《论十大关系》。

六是重大意义。可以说，相较于遵义会议是开始独立自主探索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论十大关系》则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即以苏为鉴、以苏为戒，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党的八大是从1956年9月15日至22日，开会的地方就是全国政协的礼堂。中国共产党人特别重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化三改”也完成了，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了，那么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成为对我们党的一个考验。这是因为过去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特别清晰的，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就是两军对垒、敌我分明的，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时期、“一化三改”时期的主要矛盾也是很清晰的。所以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

党的八大讨论的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有三种提法，比如从先进落后的视角出发的提法有：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因为一些原因都未被采纳。第三种提法的思维方式、叙述方式则一直沿用至今，即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的“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需要特别关注的有三点：一是人民，且把人民和需要联系在一起，表明是从人民的需要出发的，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二是不仅讲了经济，还讲了文化，也就是我们讲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三是预估到了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需要是迅速发展的，以及正视了不足。此后，以这样的思维方式、叙述方式，便有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话发表。文章主要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后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同志南下途中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讲话讲的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同年又经过多次修改，最后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二是基本要义，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中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一个要用专政的方法，一个要用民主的方法，所以要采用人民民主专政；二是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防止把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为敌我矛盾；三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

三是主要方法，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总原则，是团结—批判—团结，这是延安整风时期就已经形成的；二是出发点，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三是文化方面，要遵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四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

四是哲学思维，主要是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矛盾、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矛盾认识。其中，具体矛盾是指《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经济、国防、沿海、内地等；主要矛盾是指党的八大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两类矛盾是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同时特别阐释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应该说，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程，具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起始于西方，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要经历“追赶”先发内生的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即“跟跑”，属于“追赶型”。如何从“跟跑”到“领跑”，从“追赶”到“超越”，是中华民族一代代志士仁人的求索和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就专门论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是一个“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1945年党的七大的讲话和报告中，毛泽东同志都强调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在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相关文章中，毛泽东同志也多次论述要使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了建设的条件。于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发出“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号召。其后，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戒”，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代表作。毛泽东同志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最后一节集中讲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相关内容。我们党逐步形成了关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新中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重要贡献。

五、伟大精神的塑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伟大建党精神，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根基。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历史中，毛泽东同志经历了其中的55年，即从1921年至1976年，也就是百年党史四个阶段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1921年至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主要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五个精神：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红船精神，是指与南湖红船相关的党的一大所体现和创立的革命精神，也就是“从石库门到复兴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从一大的50多个党员发展到现在的9800多万党员。井冈山精神，是指毛泽东同志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革命精神。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下了一系列著名文章，如《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长征精神，是指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所体现和创立的革命精神。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并于1935年10月到达延安，三大红军主力则于1936年10月会师延安。从各地出发的红军总数约20万人，但到了延安只剩下5、6万人。其间，爬雪山、过草地，红军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缔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延安精神，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所体现和创立的革命精神。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去了延安，那么多知识分子都投身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为什么《延安颂》的歌声回响于人们的脑海？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那是因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的前途在延安，中国的光明在延安。西柏坡精神，是指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西柏坡期间所体现和创立的革命精神，主要是毛泽东同志为我们留下了三个重要论述：一是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新的长征路”；二是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号召，成为党的二十大总结提出的“三个务必”中的基础之一；三是在离开西柏坡时提出的“进京‘赶考’”，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的“走好新的‘赶考’之路”。上述五个精神，基本涵盖了1921年至1949年这28年，而毛泽东同志则是党的一大代表之中唯一与建党、建军、建国都息息相关的人。

在1950年至1976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主要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六个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所体现和创立的精神。我们过去都知道上甘岭，这些年也知道了松骨峰、长津湖以及冰雕连的故事。铁人精神，是指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60年代初举世闻名的大庆石油会战中所体现和创立的精神。比如，铁人王进喜的“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雷锋精神，是指以雷锋同志的名字命名，以雷锋的精神为基本内涵的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精神。全国人民都知道向雷锋同志学习，都会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焦裕禄精神，被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新华社记者穆青等三人采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记录下了那些令人无比感动的故事。“两弹一星”精神，是指“两弹一星”工程所体现和创立的精神，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红旗渠精神，是指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所体现和创立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修建红旗渠的条件是那么的艰苦，“人工天河”就是那样一镐一镐凿出来的。可以说，这样一个年代真是激情燃烧、热情似火的年代，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精气神，以及那一时期所独有的伟大精神。

六、话语体系的构建：民族复兴的文化标识

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述涉及多个领域、方方面面，辐射面极为广泛，内涵极为丰富，其内核和底色是彰显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有两个著名论断：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这个开天辟地，才会有其后的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历史主动精神，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当我们讲到长征，自然会想到毛泽东同志的经典名句——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当我们寄语青年，又会想到毛泽东同志另一段脍炙人口的“金句”——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如此话语，我们还记得很多很多，比如“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最难的就是立言，而恰恰毛泽东同志的话语是最丰富最出彩的。毛泽东同志留给我们最具影响力的珍贵遗产就是其话语体系，也是我们日用而不觉的。其思想精髓就是自主、自尊、自立、自信、自强、自豪的中国精神，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符号、文化底蕴、强大动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毛泽东同志的形象、思想、精神、话语还将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力量，激励我们风雨无阻、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