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丽：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我们必须坚持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国土总面积有960万平方公里，地势西高东低，复杂多样。我们的先民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

黄河中下游平原是我国农耕文明萌芽发展的主要地区，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适宜种植谷类、豆类等粮食。同时，黄河流域孕育的中华文明，与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孕育的古巴比伦文明、恒河流域孕育的古印度文明并称四大古文明。

为什么黄河中下游平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源头？因为这一地区的气候适宜人类生存、耕作。当时的东北平原纬度太高，气候寒冷，不适宜人类居住。再看低纬度地区，这一地区天气炎热，雨水充沛。较多的雨水会形成沼泽，还可能形成雨林，不适于农业耕作。比如，亚马逊河流域的水量非常充沛，但是这一地区的气温太高，并且有大片的热带雨林，人类无法在这一地区进行耕作。在很早的时候，长江中下游平原也是沼泽较多，随着气候变化，沼泽减少，这片土地才逐渐适合耕作。

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在地理环境上存在不同。中国被山脉、高原以及海洋包围，唯一相对平坦的北部地区是广阔的沙漠和草原。在华夏大地，无论是华北大平原，还是西南的山水环绕，亦或是江南的复杂水系，甚至于东北的白山黑水，西北的大漠黄沙，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气质，并且完美地统一起来，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适宜的气候，为文明的延续提供了物质基础。

虽然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埃及都发祥于江河流域，并各自发展出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但遗憾的是，除了中华文明，另外三个古文明都没有得到传承和延续。比如古印度，虽然它的东西两面都是大海，但是在西北方有一个开阔的高原地带，这个地带可以通往中东地区，是大兵团出入的有利条件，这就为文明的延续带来了不确定性。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中国的一条重要地理分界线，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8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地理分界线，也是水稻和小麦种植的分界线。这两条线把中国分成了三大地域，在这三大地域生活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计方式。正是这种不同，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除了两条等降水量线的划分方式，费孝通先生还把中华民族整体地域初步划分为“六大板块”。“六大板块”指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高山森林区、西南角青藏高原、云贵高原、沿海地区、中原地区。

游牧民族主要生活在北部草原地区，他们的生计方式较为单一，主要以畜牧业为主。明朝统一中国后，加强了边贸互市的控制，导致一部分蒙古人的生活资料十分匮乏，蒙古的俺答汗曾感慨，“毡裘不耐夏热，段（缎）布难得”。毡裘是北方游牧民族用皮毛制成的衣服，这种衣服在夏天很热，所以他们需要麻布、丝绸制成的衣服，但是这些面料在当时并不容易得到。在《北狄顺义王俺答等臣贡表文》中还记载，“生锅破坏，百计补漏用之，不得已至以皮贮水煮肉为食”。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北方游牧民族煮饭的锅已经烂得不能再补了，但是又没有其他东西代替，他们非常缺乏手工产品和生产手工产品的技术。

茶叶是我国一种古老的饮品，在古代还是一种重要的战略物资。游牧民族的饮食主要以牛羊肉为主。肉类属于高油脂食物，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去油促消化的饮品来解决这个问题。茶叶正好含有生物碱和茶多酚，具有促进食物消化、降血脂、醒脑提神、去腥膻等作用，是解决“三高”和消脂的良剂。另外，茶叶使用方便、易保存。对于中原人来说茶叶是饮品，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茶叶是一种必需品，所以，游牧民族对茶叶情有独钟。

正是因为茶叶具有以上特点，游牧民族为了获取茶叶，有时不惜动用武力。除了通过战争，他们还通过边贸互市的方式获取茶叶。

马在古代是重要的战争、交通工具。中原地区养马的成本很高，同时，养马的自然条件也不如北方。汉朝刚建立的时候，由于连年征战，刘邦想组建皇家马车队，但是连四匹同样毛色的马都找不到，因为当时的马匹要优先供给军队。

为什么中原地区养马的成本高？马的养殖，除了需要大量的草，还需要黑豆、麦麸等精细饲料，有一句话叫“马无夜草不肥”。马对于中原人来讲，它的用途较为单一，中原人很少吃马肉、喝马奶，甚至连马粪都不被当作肥料。对于中原人来说，养马的产出比不高，所以大家养马的积极性也不高。如果中原需要马匹怎么办？这就需要同游牧民族进行交易。游牧民族需要茶叶，中原人需要马匹，为了各取所需，两地的边贸往来就形成了。

不同生计方式之间的互补和交流，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这种交流都是“刚需”。茶马古道是中原和游牧民族进行茶叶和马匹交易的重要历史见证。茶马古道地跨陕、甘、贵、川、滇、青、藏等地，推动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凝聚了各民族的精神，加强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理念的根源。另外，茶马古道还外延达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打通了古代国际贸易的通道。

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此后，历朝历代都将国家统一当作最大目标。在历史的关键点上，中华民族选择了统一的道路，放弃了分裂的道路。

二、研究中华民族历史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历史事件，要想真正了解这些事件的因果，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一）安史之乱的深层原因

为了应对愈加严峻的边疆危机，唐朝在边疆地区设置了节度使，“欲以方镇御四夷”，任命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出任节度使以震慑边疆诸族。

安史之乱是唐玄宗末年至唐代宗初年由唐朝将领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战争，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当时，唐玄宗非常倚重安禄山，安禄山一人兼任范阳、河东、平卢三地节度使，手握重兵。随着权力的增大，安禄山的野心也在增大。公元755年，安禄山看准时机，发动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这句是说，渔阳叛乱的战鼓声震耳欲聋，宫中停奏霓裳羽衣曲。这说明，唐朝的统治阶级非常奢靡和腐朽，叛乱已经发生了，他们才停止了歌舞。

安禄山是粟特人，史思明是突厥人，哥舒翰是突骑施人，高仙芝是高句丽人，这些少数民族将领在唐朝的军事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叛军中还有不少汉人，比如严庄、高尚、张通儒等。这些汉人也参加了叛乱。为什么这些汉人要鼓动安禄山造反？这里有很深的历史根源。南北朝末期，关陇贵族集团在关中崛起，依靠有效的军政制度击败了统治河北、山东等关东地区的北齐政权。唐初，唐高祖李渊采取“关中本位”政策。到了唐太宗时期，关陇贵族集团仍然在政权中占支配地位。由于唐朝科举取士的范围很小，这对于寒门庶族、底层汉人和胡人而言，他们的上升渠道非常狭窄。社会底层的人们心有不甘，于是就依附在安禄山周围，鼓动安禄山造反，以此来获取利益。由此来看，我们不能将安史之乱当成民族间的冲突来认识，它是社会底层人士和贵族之间有关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一次博弈，这样理解安史之乱更符合史实。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晋朝分为西晋与东晋，西晋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两晋共传十五帝，一百五十五年。晋朝的司马氏在三国时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开始掌握魏国政权。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改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即西晋。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晋朝的皇帝是通过篡位上位的，所以在民间，他们的名声并不好。西晋在八王之乱后，元气大伤，此时，部分少数民族趁机举兵叛乱，西晋大量百姓南迁。

西晋的门阀贵族奢靡成风，并且垄断统治阶级高层。晋惠帝统治期间，发生了严重的饥荒，许多百姓因为饥饿而亡。在这种情况下，晋惠帝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糜。”这句的意思是“百姓没有饭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句话反映了晋惠帝对民间疾苦的无知和冷漠。

“王与马，共天下”是说东晋时期琅琊王氏家族势力很大，可以与皇室势均力敌。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里的“王”指的就是王家。晋朝奢侈成风，大臣们经常斗富。《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石斗富的故事。石崇曾与贵戚晋武帝的舅父王恺以奢靡相比。王恺饭后用糖水洗锅，石崇便用蜡烛当柴烧；王恺做了四十里的紫丝布步障，石崇便做五十里的锦步障；王恺用赤石脂涂墙壁，石崇便用花椒。晋武帝暗中帮助王恺，赐了他一株珊瑚树，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所罕比。王恺用这株珊瑚树向石崇炫耀，不料石崇挥起铁如意将珊瑚树打得粉碎，王恺心疼不已。这时石崇命令手下取来六七株珊瑚树，这些珊瑚树的高度皆有三四尺，比王恺那株强多了。

王夷甫是晋朝贵族，《世说新语》记载，“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下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这句是说，王夷甫非常帅气，善于谈玄理，经常手持白玉柄拂尘，白玉的颜色和他的手的颜色没有分别。《世说新语》还记载，王夷甫自视清高，不愿意谈钱，有一天，他的妻子让仆人把钱放在他的床上，让他不能下床。他醒来后说，“举却阿堵物”。王夷甫自视清高源自他的家族有钱有势，他不在乎口中说的“阿堵物”，“阿堵物”指的就是钱。晋朝的这些大家族都建有庄园，庄园内部能实现自给自足，并且不用向国家纳税。大家族的后代不用操心柴米油盐，有很多时间研习琴棋书画。比如，王羲之长于书法，顾恺之长于绘画，因为他们都是大家族的后代。

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风气下，一些有能力的人得不到朝廷的重用，没有施展抱负的途径，由此心生不满。再者，朝廷过多地对司马氏封王，这些被分封的人逐渐对皇位产生了觊觎之心，最终造成了八王之乱。再加上这个时期非常冷，像渤海连续三年冰封，冰面之厚足以承载大军行进；南京出现“雨冻杀牛马”的事情；济南则频繁出现雾凇景观。在中原饱受寒冷折磨的同时，北方诸族受寒冷气候驱使，整体南迁。八王之乱结束后，北方游牧民族看准时机，入主中原。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经历了汉号立国、礼法治国、郡县理国、经史记国的汉化进程。他们通过不断模仿与学习汉族的政治制度与礼仪文化，将部落联盟体制改为中原的政治体制。

比如，匈奴单于刘渊以汉、匈之间曾经提出的兄弟盟誓为由，提出了“兄亡弟绍，不亦可乎”的政治口号，明确了起兵的目的，自称汉王，赦免境内囚犯，建年号为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署置百官，任命刘宣为丞相，以崔游为御史大夫，宗室刘宏为太尉，国号为汉。

在这个时期的其他政权中，汉人世族和胡人政权的统治者相互配合，共同开创基业，比如汉人崔浩、王猛和张宾大力辅助各自君王，忠心耿耿，任劳任怨，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南北朝时期的战争，更像是北方军功贵族和南方文化贵族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民族冲突。

三、研究中华民族历史不能执今律古

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指出，“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定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古代“丝绸之路”打通了欧亚大陆的经贸往来，促进了欧亚文明的交往交流交融。现在，我们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其中“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的力量源泉。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我们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2023年，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隆重开幕。“琮琮”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的吉祥物，以机器人的造型，代表世界遗产良渚古城遗址，名字源于良渚古城遗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玉琮。不管是共建“一带一路”，还是吉祥物“琮琮”，都是历史给我们的自信，也是历史照进现实的真实写照。

有一部电影叫《满江红》。有个学生看完电影后问我：“岳飞是主战派，他是不是破坏了民族团结？”明确一点，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知。岳飞生活在封建社会，他对国家的忠与对君王的忠是有关联的。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要求古人，因为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也会变，所以，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要求岳飞用现代思维思考宋与金的关系。岳飞忠君爱国的精神，早已深入各族人民的心中，成为各族人民共同学习的榜样。

先秦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基因，秦汉缔造了大一统政治格局，魏晋南北朝各民族实现了大融合，隋唐盛世有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辽宋金夏政权并立、相互依赖、共遵中华，元明清从逐鹿中原演进为建立了稳定统一的多民族政权，晚清民国虽处低谷但仍弱而不分。

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基本国情，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中国新型民族关系进行深邃思考，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刻揭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于新时代民族团结与进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王冬丽 中央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