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永:坚持走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

作者:李志永 2024-05-12 来源:宣讲家网 次阅读
李志永:坚持走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形成与主要内容

习近平外交思想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一系列原创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不仅继承了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而且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新境界,日益彰显出与时俱进、引领时代的卓越理论品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当前,国际秩序进入了新一轮的重构期,大国博弈日趋激烈,地区动荡加剧。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团结还是分裂?和平还是冲突?合作还是对抗?再次成为时代之问。我的回答是,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绕不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美国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在这两份文件中,美国政府都着重强调了“大国竞争”一词。

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崛起、和平发展,是我们党反复思考的一个重大时代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外交工作,亲自运筹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在保持我国外交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举措,指导和带领新时代外交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崭新局面。

2018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战胜各种挑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中国外交理论建设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成果,具有四个鲜明特征: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实践性。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即“十个坚持”:一是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做好对外工作的根本保证;二是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这是新时代赋予对外工作的历史使命;三是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总目标;四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这是新时代对外工作必须遵循的根本要求;五是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对外开放和对外合作的管总规划,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实践平台;六是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外交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七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内涵;八是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这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重要努力方向;九是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外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是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这是中国外交的精神标识。

二、探索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

在人类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大多伴随着征伐与战争。随着中国的飞速发展,我们必须打破“国强必霸”的固有逻辑,开辟一条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的和平发展的新路。

2011年,《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开辟,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对外方针政策等内容,并指出“和平发展道路归结起来就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在强调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学习借鉴别国长处;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潮流,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14年,习近平主席接受了美国《赫芬顿邮报》子报《世界邮报》创刊号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2021年2月11日中国农历除夕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时指出:“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中美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一场灾难。”

2023年,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指出:“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2024年,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中美两国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

三、“修昔底德陷阱”及其批判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个观点:“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对于雅典崛起的担心,使得战争无法避免。”但是修昔底德本人并未提过“修昔底德陷阱”一词。“修昔底德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2012年正式提出。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称,“修昔底德陷阱已经在太平洋地区凸显”。格雷厄姆·艾利森所说的“太平洋”其实就是中美关系。

2017年,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进一步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进行了阐述。格雷厄姆·艾利森认为,崛起一方感觉比以前强大了、富裕了,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与关注,并且拥有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守成一方则会感到恐惧,因为一直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随着实力的增长开始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反对意见了。崛起一方的自豪感逐渐变为自大,守成一方的恐惧,极端点说会陷入偏执,由此就产生了误解。

虽然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个概念,但他并不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绝对不可避免。我们知道,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500年中一共出现过16次,其中12次演变为战争,剩下的4次避免了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要对“修昔底德陷阱”进行批判。第一,“修昔底德陷阱”是“新瓶装旧酒”。“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建立在多个现实主义观点基础之上,并非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存在重大缺陷。比如,一是“修昔底德陷阱”借鉴了《权力政治论》的相关内容。二是“崛起国”和“守成国”提法,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中的“挑战者”和“主导国”。奥根斯基认为,国际体系中一个新兴大国崛起后,会成为要求改变现状的“挑战者”,而体系的主导国希望维持现状,由此双方产生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竞争,很可能会以战争收场,最终完成权力转移。三是“修昔底德陷阱”最能反映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在国际体系中,修正主义国家总会力图攫取权力和主导地位,甚至不惜以武力改变现状。

第二,“修昔底德陷阱”牵强附会。修昔底德本人并没有讲“修昔底德陷阱”,这只是一些现代人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对历史的一种断章取义。

第三,“修昔底德陷阱”不符合现实。美国国际关系史专家刘易斯·加迪斯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四十年间,国际关系呈现出一种“长和平”的状态。

第四,“修昔底德陷阱”忽视了人类的能动性。不管是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都要用智慧和发展的眼光看待彼此的关系。

四、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四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战争并非不可改变,因为和平与发展的客观条件是可以创造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这一科学论断,在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上,被准确地、规范化地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亲切座谈时指出,“我们的事业是向世界开放学习的事业”,“中国不仅是合作共赢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合作共赢的切实践行者”。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

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作《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时指出,“共赢合作是亚洲发展的必由之路”,“用对话合作取代零和博弈,用开放包容取代封闭排他,用交流互鉴取代唯我独尊,这是亚洲应有的襟怀和气度”。同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开幕式上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没有变,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历史使命也没有变”。

2022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中强调:“中方愿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三原则,同美方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相互成就、共同繁荣,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第二条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历史上,一些大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因为大国之间缺乏同舟共济的共同体意识,最终在竞争中相互伤害。

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世界各国应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越来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三条路径:坚持对共同发展的不懈追求。传统大国之间通常只关注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其他国家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利益,也就是“以邻为壑”。

中国致力于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定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2009年,胡锦涛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就是“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包容性发展是什么意思?就是在一国发展的同时,也要带动其他国家一起发展。

2014年,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在巴西福塔莱萨举行。当时,各国领导人围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这一主题,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安全问题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取得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共建十余年,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重大历史性成就,成为一项惠及全人类的伟大创举。比如,2013年到2022年,“一带一路”全球伙伴关系网络逐年扩大,中国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同30多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及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对接,同东盟、非盟、欧亚经济联盟等地区组织的发展规划协同增效。

2013年到2022年,在项目建设方面,我国在共建国家的承包工程年均完成营业额大约1300亿美元,建设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蒙内铁路等一系列标志性项目,有效改善了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条件,大幅提升了互联互通水平。

中欧班列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截至2023年9月底,中欧班列已经通达欧洲25个国家217个城市,累计开行超过7.8万列;运送货物超过740万标箱,占中欧贸易总额比重从2016年的1.5%提高到2022年的8%。中欧班列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第四条路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传统的大国关系容易走上结盟对抗、军事制衡的老路。而我们追求的是在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同时,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在理性竞争的基础上共同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中国开创性地提出并推动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