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瑞琦：新形势下的国际舆论挑战与应对

本期的报告题目是“新形势下的国际舆论挑战与应对”。什么叫“新形势”？什么叫“舆论场”？什么叫“应对”？我们先从这几个关键词来解析。

　　“新形势”指的是两个大局。第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在，全球权力格局发生了改变。简单介绍一下全球权力格局，1901年-2001年，这100年间，全球权力格局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的经济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这使得全球权力格局至少在经济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也处于被聚焦的状态。在现阶段，我们一定要警惕“两大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和“大国赶超陷阱”。

　　第二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还需要警惕“塔西佗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是指，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我们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有制度保证，所以，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新形势下，时与势是在我们这边的。我们之所以有好的发展趋势，是因为我们有制度保障。现在，“东升西降”的态势更加明显。但是，我们也应该有忧患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自然而然的，还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准备，来应对各种挑战。

　　如何看待当前的“舆论场”？当前，美国舆论在两个层面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第一是在具体的层面上，我总结了几个方面，包含：“中国隐瞒论”“中国误导论”“中国责任论”“中国赔偿论”“劣品出口论”“口罩外交论”。可以说，这些说法都是对中国的抹黑，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美国舆论的发展变化。根据西方的一些舆论公司调查，由于一些对中国歪曲事实且不友好的言论出现，现在西方社会出现对中国很不利的状况。

　　当然，对于这些舆情，我们应该有客观的认识。比如，美国的民意像流水一样，今天可能是浪花，明天就可能是非常缓和的状态。应该说，美国以及西方的舆论不代表全球。就像2021年3月，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所说，美国、西方都不能代表国际舆论。

　　但是，现在美国以及西方的媒体是全球新闻的入口，它们的态度、价值观，以及对新闻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全球的认知动向。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因为美国对舆论的操纵，现在有一些国家对中国出现了并不友好的举动。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这样一个法则叫费斯汀格法则，它是指生活中的10%是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是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所决定。

　　我们把这个概念具象化一下。大家知道，在19世纪、20世纪，人类有过两次非常大的战争。一是“拿破仑战争”，时间大概是从1800年-1815年。拿破仑第一次退位后，法国与第六次反法联盟国家签定了第一次《巴黎和约》。在《巴黎和约》中，当时与法国敌对的国家给了法国一个比较友好的处置。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所掠夺的其他国家的财产和土地，必须归还，但是在战争之前，法国本身的国土和它的大国地位得到了维护。所以，尽管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战败了，但并没有损失太大，它的地位还是一个大国。因此，法国很愿意维护1815年后所确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可以说，从1815年-1914年，在欧洲出现了一个百年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欧洲基本没有出现全欧范围的大战。

　　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但是在这个体系下，只经过了不长时间，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只经过了很短时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有一定问题的。比如，在《凡尔赛条约》中，战胜国把德国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让德国承担了包括赔款及裁军等一系列惩罚性措施。当德国了解到条约内容后，愤怒和屈辱感迅速在德国国内蔓延，似乎德国并未意识到他们对发动战争负有责任而且他们已经战败，这种心理在后来也被希特勒所利用了。这就是费斯汀格法则。

　　那么现在，该如何应对美国对我们的舆论围堵、舆论打压呢？我觉得应该用“四位一体”的方法来应对，即“明道、树势、抓时、优术”。

　　什么叫“明道”？“明道”是在我们在处理事情时，要有大局观和时代观。现在已经不是战争的年代了，而是和平发展的年代。因此，中国要对全球开放，要与全世界搞好关系。“顺势”是要了解我们在当前时期要面对的“可能”和“边界”。“抓时”就是要“止于当止，行于当行”。就是说，在需要抡动“大锤”的地方，不要用“手术刀”；在需要用“手术刀”的时候，也不要抡动“大锤”。因为，“大锤”和“手术刀”并没有优劣之分，但它们被应用到不同场合就有了是否恰当的区别。也就是“我之蜜糖，彼之砒霜”。如果本身无害的东西用错了地方，就会导致不好的结果。所以，时机的选择很重要。“优术”是指要精准传播。“精准”非常重要，比如，“精准扶贫”。有句话叫“陶瓷店里抓老鼠”，这就是说既要抓住老鼠，同时又要避免把瓷器打坏。

一、明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权力格局开始改变。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局势出现了不稳定态势。有哪些改变呢？第一，西方的霸权体系随着世界经济实力的改变而发生的改变。第二，当全球的富人和精英阶层携手联合，共同分享全球化的红利时，一些国家的“无产者”却彼此对抗。此外，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一个词叫“反边缘”。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很多简单的人类劳动已经被机器所取代。因此，导致了一部分人无论怎么努力也可能会找不到工作。这些人就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随着人工智能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如何让这些边缘化的人群能有相对体面的生活，是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考虑的事情。

　　还有，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都是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

　　第三，全球出现了政治觉醒。比如，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年轻人非常容易制造话题。只要有了话题，年轻人就可以聚合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黏性不足。

　　第四，出现了深海、极地、外空、网络空间四大“全球新边疆”。这是与海陆空完全不同的领域。当前，角逐新边疆的主导权和规则制定权的斗争愈演愈烈。

　　在上述的大趋势下，中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其中一个重要的优势是人口优势。进入21世纪，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人口成为国家实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人口多，数据和场景就多，就可以有大量的场景来发展人工智能。所以，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是恰逢其盛，互联网是中国发展的最大增量。

　　前几年的AlphaGo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就是计算机和人类下棋。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计算机和人类下棋的例子了。当时的计算机叫Deepblue，它与当时的国际象棋选手进行了棋艺较量，并取得了胜利。但是人们认为如果改成围棋对决的话，计算机应该赢不了。为什么？因为围棋的有效盘数是10的180次方，是非常庞大的数字。所以，人们认为计算机是运算不过来的。随着AlphaGo出现，人们才知道，我们低估了人工智能的能力。人工智能拥有两种能力：一是PolicyNetwork；二是Value Network。当人工智能把这两种能力进行叠加，就能具有非常优秀的学习能力。这样AlphaGo就能通过与人类不断地下棋，学习围棋技能，最后战胜了人类棋手。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发展不好，可能会面临降维打击。

　　美国的互联网霸权。当前，全球有13个根服务器，美国占了10个，欧洲和日本占了3个。这些根服务器就像电话号码本，有寻址的功能。

　　从我上面讲解的内容，可以看到，全球的宏观性战略出现了新态势，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当然，我们也要以更宏观的视野来看待当下的情形。在过去的500年中，有个历史规律，就是每个世纪的前半叶，世界都处在力量较量的过程中。比如，在1618年-1648年间进行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在战争结束时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国际关系体系当中的主权原则。再比如，人类在21世纪最初的20年中，国际纠纷也是很多的。

　　从认知的规律来讲，我们在特定场景中感觉重要的东西，当时间拉长、空间扩大以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一些我们所轻视的东西最后反而可能会改变人类。所以，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发展要认真分析，要有自己的判断。

二、树势：纷繁复杂的当今世界

　　第一个层面，全球政治态势：在当前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多边机制会呆滞和低效，多边合作的前景和全球治理的理想会相对暗淡和渺茫。第一，世界大国的当前形势。我们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世界上其他大国也有它们的目标。那么大国间的目标与理想必然会在某一些领域迎头相撞，也就不可能让每一个国家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伴随谈判和妥协。第二，小国对世界的影响。我们知道，小国和大国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组关系。这些国家往往也会对世界的历史进程有一定影响。第三，现在所涉及的广义和狭义的技术问题异常复杂而且新颖。第四，现在全球政治文化有变更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出现过美苏争霸的场面，但是所有国家还是倾向于坐下来通过外交来解决彼此问题。但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的这种合作倾向在不断降低。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冷战以后，国际秩序在不断地裂变和重组。

　　第二个层面，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风行。在这个背景下，人类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凸显，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出现，经济全球化出现了逆流。我大概解释一下上面这句话。比如，美国的孤立主义复活。还有英国脱欧。实际上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应该在欧洲范围内发展，但它为什么会脱离欧洲呢？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多数欧洲人对于不断涌入的那些落后国家民众感到不满。所以，英国人认为，这些人对工作机会的争夺和对当地社区的扰乱，使得整个英国民众不愿意继续接受更多移民。然后，当前时期，经济保护主义现象增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本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无原则，或者无理由地把本国经济放在第一的位置，就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发展。

　　第三个层面，美国在话语层面诱惑全球，在塑造着人类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什么？应该说原因有很多，但是最直接的冲击是西方的意识形态、文化信息扑面而来，冲击了苏联人们的思想意识，使得苏联多数老百姓，包括党政军各个阶层的人，都认为当时苏联的体制已经不适合时代发展。现在，距前苏联解体已经过去30年了，现在的文化信息市场和当初完全不同，但美国和西方在这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太大变化。

　　进入21世纪，在所谓的全球自由市场上，强势的美国媒体更是通过营造有利于自己的权势结构和政治话语型塑，并诱惑了世界的认知。

　　第四个层面，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像“蝴蝶效应”“黑天鹅”“灰犀牛”这些现象将会越来越多。什么是“蝴蝶效应”？就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参与者，所有的事情都能联系到一起，它们之间的互动是无法判断的，任何一点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点的变化。

三、抓时：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美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什么只过了20年左右时间就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研究了这种情形，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有实力管的美国不管别的事情，没有实力管的英国却在那发号施令，这就使得全球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这种状态被称为“金德尔伯格陷阱”。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到现在为什么还无法控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当前，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什么？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曾指出，在过去500年间，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于是，他将这种现象称为叫“修昔底德陷阱”。现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现状，既是因为“修昔底德陷阱”，也是因为“离岸平衡手”。“离岸平衡手”，是进攻性现实主义( offensive realism) 的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其着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的概念。在书中，米尔斯海默对其定义如下：“这些远处的霸权通常喜欢让地区大国来制衡热衷于追逐霸权的国家，它们则坐山观虎斗。但有时这种推卸责任的策略并不可行，遥远的霸权国家不得不插手以平衡崛起中的国家。”

　　还有一个陷阱叫“大国赶超陷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延伸。

　　中国和苏联、日本是截然不同的国家，它们只是在某个层次上能和美国较量，但中国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是美国最强大的对手。所以，美国是无法把历史经验照搬到中国身上。但是，我们也不能够放任中美之间的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因为，中美之间未必会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在16个案例中，虽然有12个案例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也有4个没有发生战争，避免了“修昔底德陷阱”。那么，这4个案例就可以为我们提供经验。

　　第一个案例是15世纪晚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5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葡萄牙率先探索世界，并且展开了国际贸易。它的邻国西班牙感到非常不安，于是15世纪晚期双方走到了战争边缘。但是，在当时的亚历山大教皇的调节下，双方在1494年签署了一个合作协议，避免了战争。

　　第二个案例是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实际上在19世纪，英美之间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但是到了1900年左右，英国同时要面对美国和德国的竞争，于是英国的战略层就做出了选择，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集中力量对付德国，最后达成了英美之间长达百年的特殊关系。

　　第三个案例是20世纪的冷战，也就是美苏争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都是对抗的，但双方并没有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现了核武器。

　　第四个案例是英、法、德之间的竞争，它们通过欧盟，通过主权让步实现了国家间的和解，进而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关系，实现了群体性崛起。

　　这四个案例说明，中美关系未必要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实际上，在过去的70年中，中国不断根据现实情况变化，在应对外在局势，并且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并不是单一、单向的。

四、优术：当前背景下，中国如何做好话语制衡

　　面对美国对中国的舆论打压我们应该怎么办？有些人下意识可能会想到一些办法：第一，迅速澄清。但是，我们要知道，你根本叫不醒装睡的人。第二，装作看不见。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不一样，不会出现所谓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情况。

　　那么，能不能一味地硬怼？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辅助手段？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内部话语制衡、外部话语制衡和消极话语制衡这三种话语策略来做应对。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首先要努力维持和美国的平稳状态，关注对方的重大核心利益，管理好两国的利益分歧，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避免被动，要从话语制衡的角度来应对。比如，对自己的主张进行合理化表述，以达到明确主张、团结朋友和驳斥霸权的目的。

　　具体而言，第一，我们要进行内部话语制衡。中国要与朋友圈内的其他的主权国家，建立一种应对全球治理的话语共识和政策协调机制。要更好地发挥联合国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到维护。

　　第二，我们要进行外部话语制衡。中国要与主权国家之外的非政府主体建立一种话语共识和政策联盟。

　　第三，消极话语制衡。针对美国不断对中国的抹黑和甩锅，我们要以机制化策略，在各类国际组织和论坛中对美国进行揭露，对新的行为规范的进行倡议。

　　中国要想提升自我形象，根本在于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一个更加自信的大国，不必刻意迎合西方的标准，尤其不必在意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要增强自己的定力、底线意识，优化自己的政策。只要我们立足于自身，练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的“身体”，就能够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赵瑞琦 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