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君：有“质”者事竟成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当年政府十大工作任务之首。另外，我们在网上对“新质生产力”进行关键词搜索，就会出现上千万的相关结果。由此可见，新质生产力不仅是政治话语，也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集体话语。那么，究竟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呢？在我看来，所谓新质生产力，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充满阐释张力的生产力，或者再加一句，那就是确保中国经济社会以及科学技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能够更好地持续发展的生产力。

一、新质生产力提出的伟大意义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积极探索，具有极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极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在国外，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通过实施一系列新经济政策，恢复和发展苏联的社会生产力；斯大林则是在外敌强力入侵的情况下，号召全苏联人民动员起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国内，毛泽东同志主要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比如开展土地改革。邓小平同志继承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通过推进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变革生产关系，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开放，让我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更是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将科学技术进一步分成分布在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学技术、分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学技术和其他科学技术，认为分布在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学技术和分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科学技术支撑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即新质生产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具有极大的理论创新意义。

（二）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近年来，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卫健等领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在政治方面，某些西方国家以冷战思维，按照意识形态或者所谓的价值观来大搞“拉帮结伙”“选边站队”，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在经济方面，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对冲，某些西方国家不断构筑所谓的“高墙小院”，大搞“脱钩断链”；在军事方面，地缘冲突导致的国与国之间的局部冲突、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在卫健方面，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各国人民进行了无差别冲击；在文化方面，以意识形态或者种族偏见来绑架文化，造成新的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面对我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弱、一般性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欲振乏力的情况，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应该抓住哪些关键领域？未来科学技术发展应该往何处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并就其所集中体现的相关产业领域和相关科学技术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这就为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持续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深远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对于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的相关策略

（一）借鉴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化解认知层面的问题

借鉴弗洛伊德的“三我”理论，通过相应手段，使得相关行为主体抛弃“本我”、超越“自我”、成为“超我”，从而积极主动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出现的认知层面的问题。

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建立了心理学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人格理论，其中人格结构理论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三我”理论，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所谓“本我”，顾名思义就是本来的自我。这个“我”是属于那种没有经受任何规制，甚至也不接受任何规制的人，这样的人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自然人。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套用一句文言文来说，就是“随心所欲而逾矩”。所谓“自我”，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相关规制和规训的人。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一言以蔽之，就是为了满足“小我”的需要而扬弃“本我”。所谓“超我”，则是指为了“大我”而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规制或规训的人，是“道德化的自我”。

纵观那些在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出现认知层面问题的相关行为主体，他们之所以会出问题，一方面是作为客体的认知对象——新质生产力比较先进，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作为认知主体——他们中的很多人还想在既有岗位上守着原来的老规矩过日子。换句话说，他们还是停留在“自我”甚至“本我”的层面上，没有想过如何通过自身努力来扬弃“小我”，成就“大我”。针对这样的人，我们可以通过某种方式促使其抛弃“本我”，超越“自我”，成为“超我”。这种方式，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就是通过更多的刺激促使自我脱离了“由感觉造成的集合体”，并促使自我认识到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差别，同时支配人的“快乐原则”也开始向“现实原则”让步。也就是说，要让自己走出心理舒适区，为了世界更美好而存在。

具体来说，其一是正向激励，就是通过积极的正向激励手段，增强相关行为主体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也就是让他们产生主动认知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内驱动力。通过这种主动认知，形成正确认识，为更多的人谋取更大的利益。其二是反向激励，通过展示未来不好的一面，促使相关行为主体做出改变，也就是在劝服信息中加入恐惧和威胁因素，唤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和紧张情绪，促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转化。实际上，要让那些存在问题的相关行为主体明白，如果不去积极认知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则将可能受到严厉的整肃，甚至被所在的组织乃至领域所抛弃。总之，通过双向激励，使那些在认知层面存在问题的相关行为主体能够积极主动地开展认知，努力化解在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认知层面问题。

（二）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祛魅”思想化解态度层面的问题

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祛魅”思想，在厘清客体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从而努力化解相关行为主体面对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心存疑虑”和“不懂装懂”的态度。

“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指的是人们在各种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地位、能力和作用，以及个人的看法等。主体性这个概念虽然出现得比较晚，但实际上人们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了。古希腊时期，尽管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完全厘清“主体”这个概念，但至少注意到“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区别。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相关专家学者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探讨愈加深入。无论是从理性和自我意识的角度，还是从实体形而上学的思维角度，又或是从理性的逻辑化和技术的理性化角度来厘清人的主体性，相关专家学者都展开了一系列思考。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再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转向，一直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以及到弗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相关专家学者围绕人的主体性做了各种各样的论述。我们完全可以从先哲们留下的丰富遗产中寻取智慧和营养。比如说，从“能指”和“所指”的角度厘清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客体边界。但是，具体要怎样厘清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的边界？马克斯·韦伯给予我们一定的启发。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被并称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从宗教研究入手的，其最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社会学领域的奠基之作。马克斯·韦伯认为，人们要想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就必须做到“祛魅”。他曾说过，“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想了解，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并没有任何神秘、不可测知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我们知道或者说相信，在原则上，通过计算（Berechnen），我们可以支配（Beherrschen）万物。但这一切所指唯一：世界的祛魅（Entzauberung der Welt）”。

所谓“祛魅”，就是去除相关对象的神秘，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些对象。马克斯·韦伯的“祛魅”大致可分成两类，一类是“宗教的祛魅”，一类是“世界的祛魅”。这两种“祛魅”尤其是后者，对于我们非常具有启发意义。有专家表示，在世界被“祛魅”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类认识、感知、理解和阐释世界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而这个过程也正是现代性启蒙发生的过程，是主体性自我挣脱“伟大的存在之链”以超脱于世界并重构世界叙事的过程，具体到经济社会发展史层面就是人类社会的近现代化过程。

在我看来，所谓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无论其所附着的技术有多么先进，但本质上就是为了拉动陷入发展困境的传统文化产业，也是为了进一步减少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这个角度来回望，对于依附新技术的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我们就不会为其所迷惑、所吓倒，从而做到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祛魅”，并重新确立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天地之精华的这种“主体性”。只有这样，面对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时，我们才能采取积极主动而又不失审慎科学的态度去应对。

（三）借鉴“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化解运用层面的问题

借鉴“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大胆决策，使得相关个体明白“拒用”和“误用”的后果，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又称“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是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今天，我们买东西所强调的性价比，就是我们要考虑的成本效益。对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1844年，一位名叫杜波·伊特的法国人在其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公共工程效益的衡量》的论文中，提出了“工程效益”的概念。之后，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这一概念加以拓展、丰富。到1939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总结、提炼前人的研究观点，形成了“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即“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它指的是如果一项制度安排提高了一些人的效用水平，而且受益者的所得能够补偿受损者的所失且有剩余，那么整体效益也就实现了改进。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一项改革的收益如果减掉成本之后整体上仍大于零，那么这项改革就可以持续。

这里所说的“收益减去成本整体上大于零”，至少有两个维度的含义。一个是群体的维度，它是较于“帕累托标准”而言的。假如一项改革有A和B两种方案，其中A方案可以使张三获利1000万，李四获利1500万；B方案可以使张三获利2000万，李四获利1200万。如果按照以不损害任何人为前提的“帕累托标准”，这项改革是没法推进的，但是按照“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决策主体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B方案，因为只要对李四给予适当补偿，让他接受改革物有所值即可。这对于文化行业决策者关于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有很大启发。只要决策者经过认真衡量发现，运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所附着的先进技术可以使整体收益远大于零，即使可能会给部分相关行为主体带来一定损害，但通过相应的补偿机制可以使他们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从而避免他们的“拒用”和“误用”。

另一个是个体的维度。“卡尔多-希克斯改进”提供了一种反向的思路，其启示相关行为主体“拒用”或“误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可能要付出各类成本，包括但不限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信任成本等。其中，所谓“政治成本”，指的是“拒用”或“误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可能会冒违背上级指示要求、不与主流话语层保持一致的政治风险。这对文化行业从业者尤其是体制内的文化行业从业者来说，是比较致命的风险。所谓“经济成本”，指的是一种新型生产力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回报，应用新技术也可以获得高额回报，这是一个共识。比如，ChatGPT问世之后带来人工智能概念股的大涨特涨就是一个明证。如果拒绝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或者“误用”新质生产力，很可能会给文化行业相关组织及个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所谓“信任成本”，就是如果“拒用”或“误用”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则可能会使相关行为主体失去社会各界的信任。比较上述诸成本之后，如果相关行为主体是理性的行为者，就会努力避免出现“拒用”和“误用”的情况，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中存在的问题。

（四）借鉴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化解适配层面的问题

借鉴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避免因为“排异反应”而造成的被边缘化，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相关适配层面的问题。

自15世纪到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尽管经历很多波折，但全球化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蓬勃向前。在这一过程中，与全球化伴生而来的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如何更好相处的问题。这就引发了对于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涉及“文化适应”的问题。就这一问题，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和沃尔夫、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学者古迪昆斯特等都曾开展过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他们提出的“文化维度理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等，对人们理解“文化适应”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其中，最值得我们借鉴的世界知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约翰·贝利根据跨文化适应中群体或个体的不同态度，从非主流文化群体的角度提出其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可能采取的四种文化适应策略，即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这一理论虽然研究的是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但对于我们研究如何应对文化领域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文化也不无启发。

这种依附在未来产业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域的新的文化，是一种“新”“旧”混合的文化。所谓“旧”，是指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窥见传统的“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影子；所谓“新”，则是指这种新型生产力中隐含着一种新的文化。而这种新的文化，我称之为“机喻文化”。其至少包括以下特征，即“非人化”、“超人化”、“永生化”、“范式”上的“倒逼化”和未来走向的“或然化”。传统“三喻文化”的行为主体是一个个基于“碳基生命”的活生生的人，而与此不同的是“机喻文化”的行为主体却可能是基于“硅基生命”的“非人”。面对这种“机喻文化”，作为“在地文化”的相关行为主体，从理论上说可以选择同化、分离和边缘化等。这就对应了约翰·贝利“文化适应理论”的文化适应策略。

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而今正日新月异的新媒体，之所以“威力无比”，初看起来似乎只是因为其应用了相关新技术。实则不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考量，这种基于相关新技术的新媒体，实际上是通过引入相关新技术推动传媒领域沿袭已久且可能落伍于时代的生产关系产生变革，并以生产关系的变革反作用于生产力。在新媒体时代，基于相关新技术形成的新媒体，引发了当时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推倒了曾经在相当长时间里横亘在传统大众媒体传播者与受众之间那堵有形无形“高墙”，使得传媒生产方式由以往的“少数人生产”变为“所有人生产”。这就是美国互联网学者克里斯·安德森所说的“by all people”，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人都是麦克风”。进入以ChatGPT为代表的“机喻文化”时代，生产方式发生的变革就是从以往的由“人”生产到现在（至少是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的由“非人”生产。这是一条通过技术革新而不是通过革命或社会运动推动生产关系变革，从而有效提升生产力的途径，属于经济学上的“次优选择”。对于这种选择，相关行为主体无法回避，必须想方设法去适应，而不应该利用各种手段去排异和抵制。一言以蔽之，我们应借鉴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努力避免因为“排异反应”而造成的被边缘化，从而努力化解文化领域引入并提升新质生产力中相关适配层面存在的问题。

( 张志君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