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鹏举：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人文经济学观察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思考由来已久。

作为研究者，从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角度，观察的重点是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定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党中央要赋予北京全国文化中心这一定位。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观察的重点是如何就首都定位领悟人文经济学的内涵与意义，以及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目前取得哪些成果。

一、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及重要启示

（一）人文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目前，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有人文经济学这一分支。人文经济学的产生是对过于重视量化研究这一发展态势的反驳。过于重视量化研究是西方经济学当前的发展态势，这是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的发展趋势。社会科学能不能做量化分析？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从某种意义上看，只有适应或针对社会某一群体的特征为研究对象，量化研究才具有价值。事实上，只有当过往社会已经发生的事情与现在生活的影响完全剥离开，这时的量化分析研究才是行之有效的，比如对于传统社会村落的量化研究就是可行的。然而，对于现在正在进行的很多活态的社会现象，如果过于依赖量化分析，把经济问题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进行物理研究，很可能引发超社会、去伦理导致的经济发展价值的偏离。

正是在量化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趋势，并逐渐出现排斥非量化研究的情况下，出现了对这一趋势的学术反驳。人文经济学试图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进行纠偏，呼吁业界重视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本主义约束的作用，并将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毫无疑问，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人文经济学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与西方出现的人文经济学这一特定学术流派有所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是中国式的人文经济学，强调的是经济发展回归民生本质，追求的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突出的是文化传承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相互赋能的内生活力及可持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的人文经济学也有所关联，二者都强调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在我国发展的视域下，这个“人”侧重的是人民的整体性；二者都重视在“人”的纬度上评估经济发展成果，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经济本身。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既有与西方人文经济学相互联系的地方，也具有独特性。

（二）人文经济学的重要启示

第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目标。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的是拓展人们的自由与选择范围。这段话从侧面反映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发展的根本目标。这也契合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的要义在人，要把绝大多数人的总体福祉作为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第二，人文价值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不再聚焦于经济本身的一些量化指标，而是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等因素。我认为，一些大型企业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发展的责任，定期向社会公布人文责任报告。从本质上看，环保问题属于人文价值的一方面，只有当环保理念成为全球认同的基本人文价值时，才具有约束力，才能转化为全人类的共同行动。

第三，有文化力量的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强大的国家。何谓文化强国，一方面是指文化强大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指文化赋能强大的国家。文化赋能既包括对政治上的赋能，比如内聚人心、外塑形象，还包括对经济上的赋能。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赋能作用更为清晰明确。

事实证明，放眼全球的经济发展，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只有文化意义上的强大才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只有二者相结合，才能带来真正强大的国家。虽然文化的力量被定义为“软实力”，但是文化的强大是国家强大的核心所在。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是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而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实践，或者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走得通，其中一项重要原因是其深深植根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否与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实现融合和对接？很多经济学家都关注过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论断。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模式之所以发生并发展自欧洲，是源于其独特的宗教传统与文化基因。一旦缺乏这种独特的欧洲文化土壤，无论在印度还是中国，即便在人类历史上都曾长期辉煌过，但都不适宜甚至会阻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他在《儒教与道教》中以较大的篇幅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建立在这种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中国正统文化，最后得出儒家伦理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结论。学界对此展开激烈讨论，有些人表示认同，认为中国要想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要向成熟的、先发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也有一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不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判断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反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儒家的传统价值理念有利于现代经济成长，只是发展的模式与马克斯·韦伯定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不同。

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中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发展理论阐释了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并以此诠释了《国富论》的观点。亚当·斯密把经济发展分为“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所谓“自然的”就是基于自然的供需关系进行生产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更强调实体经济的模式，而非实体经济带动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非自然的”。“非自然的”经济模式不关心实际的供给与需求，很容易使不人道的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在欧洲出现比较繁荣的市场经济之前，中国的市场经济，这里指的是商品交换，已经非常成熟了。

回顾历史，从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真正阻碍中国商业发展或者市场活动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阻碍一种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力量来自制度，制度背后是文化的推动作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表面上属于儒家，本质上遵循的是法家的思想。法家崇尚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到一系列法家著述，如《论贵粟疏》《盐铁论》等，都是典型的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虽然对我国历史上的制度建设有一定影响，但法家的主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深入持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与中华文化传承发展联系密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命题，这一重要命题必须基于对我们自身文化的深刻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内生动能。从人文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着中国经济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中国能否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独特的发展模式，人文经济学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作为研究者，我对此很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探索出一条有别于一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现代经济发展之路。     

第六，首都是人文与经济协同发展的首善之区。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机结合，不能分开考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北京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要自觉传承发展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建设是文化强国的重中之重，同时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发力点。北京要通过文化的力量带动整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在经济的现代化发展方面，北京要推动与中华文明相匹配、相协调，且能相互赋能的现代化经济的发展。